水墨习作一张

2013-06-15, 00:31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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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磎迹见泷行书《前赤壁赋》

2013-04-01, 13:09 由 杨典

图: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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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阁寺及其门前枯山水

2013-01-24, 11:48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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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专访诺尼诺奖得主杨炼: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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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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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专访诺尼诺奖得主杨炼: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帖子 由 杨典 于 2012-02-10, 19:48

     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意大利著名国际文学奖之一,创始于1975年,每年颁发给一位享誉国际的作家(含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多位世界知名作家曾获得过这一国际文学奖,过去得主中包括阿拉伯著名诗人阿多尼斯(1999年)和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04年)等。

      采访时间:2012年1月17日


    诗人杨炼

      北塔:深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首先我谨代表我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和别人)向您表示祝贺,祝贺您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每一个奖都有它独特的价值观,比如诺贝尔奖要弘扬的是理想主义。请问诺尼诺推崇的是什么理念?

      杨炼:我以为,只要是严肃的文学奖,不会有不同的理念。它们的理念都是文学。

      “文学”一词,已先天内涵了作家对人类处境的认知,开拓文学创造性以呈现思想的能力。它价值的核心是个性和深度。诺尼诺奖显然也以此为准,这从它历年选择的获奖作家可以清楚看出。

      1993年的奈保尔既是精彩小说家,又是严厉的文化批判者,他的《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很令我感慨感动,那揭示出他既爱又疼的印度内心,正是这构成了他小说创作的底蕴。

      1999年获奖的阿多尼斯更是如此。在一个神本主义语境里,他曾为坚持思想独立长期忍受孤独和漂泊,甚至面对被谋杀的危险。他诗歌中对阿拉伯文化的爱,有外人难以想象的深刻。这些“非欧洲”的作家,要在比欧洲复杂得多的现实文化处境中,不仅全方位独立,更能全方位锋利,可不容易。这不是最高级的理想主义是什么?我觉得,诺尼诺国际文学奖不是要另立价值,而是要重申文学的根本价值。

      北塔:本届评审委员会主席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我曾翻译过他的作品。你们都侨居英国,您在获奖前跟他是否认识?奈保尔本人对您的作品有何具体评价?


    2012年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授奖辞

    杨炼:我不认识奈保尔本人。伦敦太大了,在街上遇不见熟人,还不如到文学里去相遇。我当然读过若干他的作品,诺贝尔奖嘛,本身就是大广告。但我猜他读我的作品,恐怕是这次被评奖“逼”的,毕竟他是评审委员会主席。我不知道他本人怎么评价我的创作,但评审委员会的整体意见,当然得包括他的意见:“……杨炼的诗意创作构成当代中国思想的高标之一。植根于他的千古文化,他重新阐释它,朝向当代张力再次发明和敞开它。他的诗句触及了关于我们存在的所有最重要提问,并提醒我们 ‘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他在一种并非仅仅疏离于自己土地的漂泊中,把生存和写作的景观推到极致。一个全方位流亡和有深刻距离感的诗人,远远超越出我们的时空。”这就够了。

    北塔:我正在九寨沟参加冰瀑文化节,几乎天天看到诺日朗瀑布。每次我都默念您早年的代表作《诺日朗》。您是否注意到江弱水根据这首诗说您具有男权主义倾向?您是否认领这种倾向?



    杨炼在朗诵诗歌

    杨炼:“诺日朗”的藏语意思是“男神”,所以被当作“男权”不奇怪。但那首诗和男、女权之争无关,那里的能量,展示出八十年代初生命力的扭动挣扎,一种突破固化社会文化结构的强烈冲动。更有意思的,是诗歌创造本身的意义。那或许是当代中文诗第一次建立多层次语言空间的成功试验。这个“空间诗学”,既来自汉字本性的启示,又给未来更深刻的思考打开了可能。调笑一下“男权”,别忘了《诺日朗》中这行“谁是那迫使我啜饮的唯一的女性呢”,有被迫的“男权”吗?

      北塔:您长期定居于国外,是否尝试过用英文写作?

      杨炼:我出国时一句英文都不会,后来“侃”出一种“杨文”(Yanglish),最多只在写文章中使用。诗歌?一秒钟也没想用英语写。语言水平之外,主要是没必要。中文里精彩的问题太多了,思想和艺术双重深刻的中文古诗传统压力太大了,这样过瘾的事情,我们不做谁做?那何必在成千上万的英语诗人中叨陪末座呢?

      北塔:“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对这一说法,您是否完全认同?母语之于诗歌写作,除了其命名意义外,还有什么功能?

      杨炼:我当然完全认同。这句话把诗歌置于语言的根源处。诗歌是一种思想能源。它不仅使用现成的语言来陈述(例如大部分小说、戏剧),更聚焦于创造语言本身。一个光彩夺目的句子,不仅“打通”、更在“打开”古今中外的人生感悟。“诗不可译”的俗套说法,只是译者低能的托词。其实,原作越提出严格的要求,越激发翻译的对话,直至整个世界,都能被收入这个诗意对话的版图。顺便做个广告:我的下一本书,正是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唯一的母语——杨炼:诗意的全球对话》。阅读这些对话,你会发现,无论诗人写作的语言多么不同,诗歌的天性完全一样:主动拒绝一切政治的、商业的、文化的或其他等等的禁锢,把唯一的***,锁定于极端地追问自我。这个意义上,“诗歌母语”的核心是“思想”。就像自从《离骚》中大规模使用了“流亡”(注意:既“流”且“亡”,一举击中两个层次,英语的“Exile”怎么可比?),我们才不仅读懂了、甚至读深了从奥维德到策兰的诗意。诗歌的逻辑,是从个人自觉命名群体的民族和文化,而非相反。

    北塔:流亡其实有身、心两个向度,能否从精神层面上谈谈流亡的本质。

      杨炼:我前面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差不多否认有单纯“身”的流亡,至少那不构成任何文学的实质价值。相反,“心”的流亡才是根本。哪个精神创造者不是流亡者?她/他的精神旅程,必须基于主动拉开的内心距离,在每天、甚至每一刻抛开旧我,拓展自我的精神漂流。我出国后领悟的这个意象:“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也深刻涵盖了我国那一时期的生存和写作。事实上,那给出了一种原型,能沟通古今中外一切诗歌杰作。也因此,“地下”、“流亡”不是头衔和商标,不属于某些人,更不给诗作提供附加值。这世界上没有诗人的天堂。于是别推托环境,真问题是:“你”对困境怎么反应?——怎么写?决定了“你”存在的性质。还是诗最到位。在一行诗尽头的悬崖处,诗人必须整个再生。越看似“不可能”,重新开始的能量越大。有这点自觉,我们就懂了,一个人就是一个活的传统:一个中文之内不停“出海”的精神传统。我从未离散于它。漂流,恰恰使我返回了它。

      北塔:我记得在一次中坤诗会上,您提出“本地抽象”的概念。它似乎源自波德莱尔。我本人的诗歌写作受波德莱尔影响甚深,所以对这一提法“心有戚戚焉”。能否谈谈波德莱尔或者象征主义对您的影响?

      杨炼:“本地抽象”?我想你说的是“本地中的国际”。漫长的国际漂流之后,我很警惕“国际”这个词的空泛。如果“国际”不是建立在不同“本地”的深度之间,就是一句空话,甚至一种骗术。没有哪个靠“国际语”写成的大诗人。波德莱尔的精美(注意:不只是精彩),正在于他把诗歌的可怕张力,绷紧在剖析人性深渊的现代感,和讲究无比的经典(甚至格律!)形式之间。从我最初读到陈敬容翻译的《黄昏》起,就被那层叠递进、循环往复的咏叹镇住了。这哪是诗人,分明是作曲家!要说象征(我讨厌“主义”),这里的音乐秩序,创造出了诗歌和世界间根本的象征关系。回头看中文诗,三千年的持续转型,不都在这个根本象征之内?我们继续在创作文本,并从文本的海拔上归纳世界。

      北塔:艾略特曾经告诫诗人要“逃避个性”,您却一直致力于创建“个体诗学”,这是否是浪漫主义情结的回潮?

      杨炼:又是“主义”!对不起,我压根不认为中文诗和欧洲线性的文学“进化论”有任何关系,因此,不知道、也不在乎“回”什么潮。艾略特在张扬“逃避个性”时,还有哗众取宠之嫌。今天,谁能否认《荒原》、《四个四重奏》,不是太“艾略特”的?仍是艾略特自己说得清楚:不是要感性还是要理性,而是何时要感性、何时要理性?我说过,一个当代中文诗人,必须是个大思想家,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堆传统、历史、现实、文化、语言的碎片,甚至字的层次和词的层次都是分裂的,除了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良性文化杂交的案例,别无他途。没办法,“诗学”是诗人思想家的方向。而“个体”呢?既是自觉,也是无奈。

      北塔:1990年代末,一位诗友曾经转赠我您的《大海停止之处》。“大海”有何象征含义?“停止”又意味着什么?

      杨炼:大海无处停止。是“诗”在自己的空间里,缔造出它的停止。

      北塔:您以前的诗歌注重深度象征、繁复语汇与原始冲动。我还没有读到您去年在国内出版的自传性长诗《叙事诗》,也鲜见有关评论。单从数目上看,似乎朴素到了极点;这是否意味着您现在的写作风格与以前分道扬镳了?

      杨炼:我只能说,《叙事诗》是我三十余年来思想、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其余空谈,可憎无聊。你读诗吧。

      北塔:您是《今天》杂志的“老人”之一,能否谈谈今、昔《今天》的差异及其原因?

      杨炼:当年《今天》重要,在于它是起点。但同时它也危险,在于那些幼稚之作,也是许多诗歌生命的终点。我珍视当年我们的真诚,那至少有“人”的价值。但频频告诫自己,那名声更多是基于当时中国文学水平的低幼,真正该拼的是后劲、耐力。今天的《今天》?对不起,恰是当年缺陷的延续。不看也罢。

    北塔:我这些年在做关于中国现代诗歌的英文翻译的学术研究,您和英国诗人William N Herbert正编选一本全新的英译当代中文诗选。我很期待这部书,能否介绍一下有关的缘起和进展?

      杨炼:我也很期待它!编辑这部诗选的初衷很简单:当代中文诗写了三十多年,在世界上也出了不少诗选,却没有任何一部能(哪怕部分地)呈现我们的思想深度和创造能量。究其病因,在于编者和译者们第一自身没有思想,抓不住要点。第二急功近利、喜欢走捷径。结果,大路货的“编选”,粗糙肤浅的“译诗”,唯一起了败坏当代中文诗声誉的作用。国外读者只能扔下它们,同时扔下和李白、杜甫相关的一厢情愿的联想。

      我们这部名称为《玉梯》的诗选,则与此相反。它的立意,在于达成中英诗人间的深度交流,在思想上和语言上,必须传达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征:观念性和实验性。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是中文诗写作的“内在者”,加上另一位七零后共同编者秦晓宇,这部诗选其实在描绘一张文革以来的中国“思想地图”。它堪称“极端”之书。

      其“极端”性,第一在于选诗标准:中文古典的形式主义传统在背后参照,世界诗歌杰作在面前衡量,入选之诗,必须在思想、美学上不被压垮,而那些靠诗外原因走红的一时“名作”,一概不收。

      第二,诗选结构也与标准吻合:不把作品在诗人名下简单罗列,而是把不同诗体分为六部分:抒情诗,叙事诗,组诗,新古典诗(一种中国诗人的独特“梦魇”?),实验诗,长诗。一位诗人有多少侧面,每个侧面质量如何,一目了然。什么叫“大诗人”?读者自会判断。

      第三,六种诗体的六片“风景”,每部分都由一篇秦晓宇专论此形式的文章“导游”,加上我和英国诗人William N Herbert从内、外两个角度写作的两篇总序,作品和思考形成一种层层深入的互动。

      最后却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刻意用极端的原创,挑战极端的翻译——不是空谈诗歌的“可译”与否,而是由原作设定美学要求,不容“不可译”的可能!

      除了审视、挑选已有翻译佳作外,我的英文译者Brian Holton翻译了《玉梯》中大量作品,我自己检验了每一行新译作的初稿,比翻译我自己的诗认真多了。部分原因,是为亡友尽心。张枣在这里是首次被全面介绍。顾城的绝笔作《鬼进城》从没被翻译过。谁知道他们的下次机会在哪?William N Herbert诗、思俱佳,由他把关,亡友们更可安心。

      《玉梯》从三年多前动手,到现在,这部三百三十页、全英文的诗选终于已完成,英国著名的“血斧”出版社(Bloodaxe Books),将于今年四月初印出。它已定于参加今年以中国为主宾国的伦敦书展。书展组织者称之为“压舱石”,无论就哪个方面而言,我觉得这评价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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