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习作一张

2013-06-15, 00:31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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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晖:皂纱遮面的北宋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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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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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晖:皂纱遮面的北宋名臣

    帖子 由 杨典 于 2012-07-03, 20:36

    孟晖:皂纱遮面的北宋名臣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摘要:"重戴",是唐宋文献中时或提到的一个概念,揭示着有趣的、为后人遗忘的历史细节。如果留心便会感受到,宋人笔记中不仅频频评论这一概念,且提及之时会带有一等唐人所没有的郑重。
    关键词: 孟晖 重戴 垂纱帽 乌纱帽 北宋文人 "重戴",是唐宋文献中时或提到的一个概念,揭示着有趣的、为后人遗忘的历史细节。如果留心便会感受到,宋人笔记中不仅频频评论这一概念,且提及之时会带有一等唐人所没有的郑重。

    《宋史》"舆服志"里如此解释:"重戴。唐士人多尚之,盖古大裁帽之遗制,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罗为之,方而垂檐,紫里,两紫丝组为缨,垂而结之颔下。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由之可知: "重戴"是唐代士大夫开启的风气。

    其具体方式,则是在幞头(即折上巾,乃是乌纱帽的前身)之上再加一顶帽子。

    加戴之帽的最大特点,是"以皂罗为之,方而垂檐",即帽檐上悬垂着一片方形黑罗。

    此外,此帽乃是紫色衬里,帽下缀有一对紫色丝编的系绦,戴帽人将系绦于颔下打结,由此将帽子固定住。

    这种帽是前代"大裁帽"的沿袭,而大裁帽本来是普通庶民所用的帽具。

    对于加于幞头上之帽,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叶梦得《石林燕语》有更为具体的说明:"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中郎以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解。"按其说法,必须达到一定官阶才有权戴垂纱之帽。垂纱之帽又分两种样式,在帽檐周遭挂满一圈乌色纱或罗,叫"席帽",仅限于"中丞、御史與六曹郎中"等高官;只围挂一半,则叫"裁帽",为更低阶的官员们使用。

    首先应认识到,帽檐悬垂纱罗之帽,在当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帽具。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帷帽"一条即谈道:"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纱若青全幅,连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盖本此。"在宋代,男性士大夫普遍使用一种围有黑或蓝色长纱的帽或笠,目的在于通过长纱来阻挡尘沙,是长途赶路时的专用服饰。非常珍贵的,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绘有三位戴如此垂纱帽的形象。一位脸呈正面,此人骑马刚刚出得城门,头戴一顶斗笠式的带檐帽,檐下垂有一圈半透明软纱,长度直至肘部,不过这圈垂纱可以从正面分开,由之令戴帽人能够随时撩开纱帷看清眼前的世界。戴帽者一身长袍,显示其为一位男子。他前有男仆控马,后有男仆扛着担子,看来正是"远行"的"士人"。画中另两位均为背影,同样是一袭有身份男子所穿的及踝长袍,骑马而行,不过帽下的半透明围纱较短,仅过肩头。三人帽上的垂纱均绕檐一周,应该便是"席帽"。于是,画卷还让我们得知席帽、裁帽的帽式,大致接近斗笠的形状,这与文献中的相关记述一致:"席帽,永贞之前组藤为盖,曰'席帽',取其轻也。后......乃细色罽代藤,曰'毡帽'。"(唐李匡乂《资暇录》)

    "上河图"中人物众多,帽具也多种多样,但仅有三人戴席帽,且都是走在出城的路上,男仆或挑担相随在后,或抗伞步行于马前,此般描绘印证了《事物纪原》所言,在民间,垂有纱罗的帽具一直都是"远行之服",目的在于遮蔽路上难免的土尘。

    实际上,在唐代,席帽已然十分普遍。典型如唐人牛僧孺《玄怪录》所录"张老"故事中,张老给韦恕"一故席帽"作为凭信,让他去扬州药肆中取钱。同理,"仅围其半"的裁帽同样是民间通行之帽具,据记载,五代前蜀后主王衍喜欢微服出宫,到酒肆、倡家玩乐,又讨厌被人识破,便"好戴大裁帽,盖欲混己"(《五国故事》),甚至为此而"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资治通鉴》)。

    大约因为长安城中皆是土道,扬尘严重,自中唐起,京城的士大夫便形成了一道规矩:只要出门,即使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城中四处来往,一律须戴席帽。士大夫都要带"幞头",再于其上加席帽,等于戴了双重的帽具,于是出现了"重戴"这一叫法。如唐人薛调所撰《无双传》中即提到:"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

    到了北宋时代,"在京百官席帽",京城高官出行时均带垂纱之帽。对此,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解释得清楚:"唐时席帽,乃举子所戴","至本朝都大梁,地势平旷,每风起,则尘沙扑面,故侍从跨马,许重戴以障尘。"东京汴梁风沙很大,北宋承袭唐风,官员一律以骑马为出行方式,所以戴席帽、裁帽来挡风沙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不过,据《石林燕语》:"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就在宋太宗淳化(990-994)年间,朝廷正式下令,宰相等高官在京城中来往时需戴席帽、裁帽。这一规定显然意在体恤朝臣们的辛苦,考虑到他们走在东京土路上时避尘土的实际需要。不过,由此而促成的形势乃是,京城官员们使用这类帽具的方式被制度化,人人都需遵行。

    关于北宋京城官僚使用带护纱帽具的情况,文献中不乏介绍,彼此间或有矛盾之处。其中最为简明的一条当属《事物纪原》:"五代以来,唯御史服之。本朝淳化初,宰相、学士、御史、比(两)省官、尚书省五品已上皆令服之。"("大帽"条)综合宋人资料,概况地说,自北宋初期就形成了定制,重要机构的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出行时都要"重戴",即在幞头之上再加戴垂纱帽。垂纱帽还会分为两等,最高级别的官僚如宰相等戴席帽,即帽檐周围垂吊一圈长薄纱或罗;较低级的官僚则戴裁帽,即仅仅在帽檐的前半周挂有长纱罗。至于帽的样式也有规定,衬里、系绦皆为高贵的紫色,以此与民间普通人赶路时戴的席帽、裁帽相区别。另外,在规定范畴之外的低阶官员则不被允许戴垂纱帽。

    在如此的制度之下,唐时出现的"重戴"这一词称在宋代又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意思。"京城士人旧通用青凉伞。祥符五年,始诏惟亲王得用之,余悉禁。六年,中书、枢密院亦许用......既张伞而席帽仍旧,故谓之'重戴'。"(《石林燕语》卷七)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起,只有中书省与枢密院的重要官员可以与亲王们一样,出行时由侍从在马后高擎伞盖相随。这样一来,高官骑马出行时,不仅头戴席帽,而且身后还有从人为之张举着伞盖,于是,重戴便被理解为"即有伞,又服帽"。如此的样式也叫"重盖":"在京百官席帽,宰执、皇亲用伞,呼为'重盖'。"(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由于"都城内,非执政大臣、宗室,并不许张盖"(北宋王得臣《麈史》),整座东京城里有资格"即有伞,又服帽"之人寥寥可数,所以,如此的"重盖"形象便成为身份尊贵的象征,成为权力与威严的象征,成为士大夫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功的象征,引时人无比艳羡。

    到南宋时代,京城(临安)官员改为乘轿出行,同时,江南气候温润,城市中的道路均铺砖,用以在马上避风尘的席帽、裁帽便没有了用场。也于是,在北宋时代备受重视的"重戴"制度便名存实亡了。虽然"中兴后,御史、两制、知贡举官、新进士上三人,许服之",但从文献来看,这一规定并未认真执行。

    如此说来,所有那些让我们迷恋与缅怀的北宋伟大文人政治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曾戴着席帽或裁帽,以一方黑色的薄纱罗遮护住面容,骑马走在东京的繁华道路上。对于今人来说,这可真是出乎预想的别致景象。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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