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习作一张

2013-06-15, 00:31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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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磎迹见泷行书《前赤壁赋》

2013-04-01, 13:09 由 杨典

图: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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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阁寺及其门前枯山水

2013-01-24, 11:48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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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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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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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帖子 由 陈均 于 2012-06-26, 12:48

    源自:http://xinxueshu.bokee.com/viewdiary.55924490.html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大,为历史地理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著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退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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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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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帖子 由 陈均 于 2012-06-26, 12:49

    这一篇里,张育海与散木文章里的蒋似乎有些相似。

    近读王小平写王小波,也写到云南知青参加缅共,大多因为生活的无聊。结局大多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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