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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15, 00:31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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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磎迹见泷行书《前赤壁赋》

2013-04-01, 13:09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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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阁寺及其门前枯山水

2013-01-24, 11:48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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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康: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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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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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康: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

    帖子 由 杨典 于 2012-06-06, 10:24

    陈大康: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

    作者:陈大康


    古代小说中,运用白话或浅近文言者称为通俗小说,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云:"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使用白话可使作品"通"俗,然而也正因为此,通俗小说难以跻身于文学殿堂,自宋元以降,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光绪二十八年冬,《新小说》创刊,"小说界革命"拉开帷幕,小说地位陡然上升,通俗小说也随之被推置高位,可是白话的地位是否应同步急速提升呢?这已不是可从长探讨的理论问题,急迫的形势要求创作与传播两大环节迅速抉择。国家已至存亡关头,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开启民智,唤醒大众,所谓"小说界革命",也是想借小说改良"群治"。小说被当作政治工具而备受重视,该如何权衡白话地位的问题便被凸显,若它仍被视为卑微,大家继续文绉绉地讲述救国救亡的道理,又何以能直接诉诸民众?

    其实在此之前,提升白话地位的呼声已然渐起。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目前所知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演义白话报》于上海创刊,其《白话报小引》声称宗旨是"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做白话,总起看了有益",这便是"演义白话"的含义。它又写道:"中国人想要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事;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很明显,该报创刊及使用白话的主张,是源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使用白话已非单纯的语言或文学问题,而是出于启蒙并发动大众救亡的需要,该报创刊也可视为白话地位开始受关注的标志。翌年闰三月,《无锡白话报》创办,主办者裘廷梁与其侄女裘毓芳还以该报为发起单位,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白话学会"。光绪帝宣布变法的半个月后,《中国官音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之改名)第七、八期合刊本就刊出了《百年一觉》。李提摩太翻译的此书原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它曾对维新派领袖人物产生了影响,这里又可看到白话与政治形势变化之间的关系。

    光绪二十七年创刊的《杭州白话报》将这种关系展示得更为清晰,它紧接着庚子国变问世,自第二期就开始连载描写这场事变全过程的小说《救劫传》,连载了三十期后,作者在"跋"中交代了用白话创作的原由:"欲开民智,莫如以演义体裁,编纂时事,俾识字而略通文义之人,得以稍知大概。适同志创办《杭州白话报》,因陆续编次附刊报末。"时人论及《杭州白话报》时指出:"闭固之象,朝野一律,致新政不得推行"的原因,就在于"专政之君创愚民之法,驱天下人于顽劣无知之域"。若要救国,首先得"开民智",宣传不能只是"动学士之听,悦文人之目",还须得让"阛阓之市夥与村落之耕夫"均能知晓。为此,"以通俗之语言演之义,取粗浅不嫌质俚"的《杭州白话报》受到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与文字离,故报章虽极浅显,仍多未易领会者。《白话报》之创立,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使人之喜看者亦如泰西之盛,可以变中国人之性质,改中国人之风气,由是以津逮于文言各报,盖无难矣。[1]

    "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这就是《杭州白话报》特点。提倡白话是希望解决文字与语言之间的脱节,最初的意图是白话进入各种文体,取文言而代之,可是在推行时,惟有得到大众偏爱的小说相对较易。晚清时,以"白话"或"俗话"命名的报刊甚夥,"癸卯、甲辰之间,可谓白话(报)最盛时代"。[2]它们宗旨大抵相同,"演以普通官音,说理务求浅显,略识之无者即能了解";[3]或"以白话演新理新学,务期合于我国多数人之程度,障迥智识退化之恶潮"。[4]用文言来推广白话,这种矛盾正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照,还是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讲得干脆:"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语"。[5]那些白话报多为短暂的闪现,未能像《杭州白话报》那般较为长久。其中原因自是繁多,而《杭州白话报》始终重视刊载白话小说,是其生存之道的重要关键。

    小说的内容也是重要的因素。《杭州白话报》所载,大致可分为三类:介绍导致中国沦丧的甲午战争与庚子国变,如《中东和战本末纪略》、《救劫传》;以实例讲述国家沦亡后人民的苦难,如《波兰的故事》、《亡国恨》;宣传抗击强权凌弱的成功范例,如《美利坚自立记》、《非律宾民党起义记》。以通俗语言作宣传,是其主编林獬的一贯主张,他后来主办《中国白话报》时,甚至还自号为"白话道人"。《杭州白话报》的那些白话小说并不出色,称为通俗故事可能更为恰当,可是即便如此,它却能"风行遐迩"[6],证明确是符合了相当一批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的需求。该报认识到这是生存的重要支柱,故而对小说稿源及质量一直较注重,它改为日报后还公开征稿,争取社会支持:"近因佳作无多,宁缺不滥,未敢以拉杂无谓之笔墨,致阻阅者之兴趣。兹拟加意扩张,力图精湛。拟征求短篇小说及插画两种,意取清新,文求简切。"[7]至于同时征集插画,则是为了提高它所锁定的读者群的阅读兴趣。

    《杭州白话报》是"小说界革命"的先声与重要准备,影响虽不及后者,却醒目地突出了"白话"。由此反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以发现它既没有提倡白话,对其地位提升也未置一语。其实,要借小说诉诸大众,须得运用白话;要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白话地位就须相应提升。《杭州白话报》旗帜鲜明的实践,已使人们明白这简单的道理,梁启超对此也很清楚,他曾说:"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8]又列举各国实例,说明"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他还进一步断言:"专以俗语提倡一世,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殆未可量。而此大业必自小说家成之"。[9]白话地位提升是必然趋势,其主要途径则是小说,梁启超的见识确已远超他人。可是在那篇论文中,只是论述"小说之支配人道"的四种力之"刺"时,笼统地提及语言问题:"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倡导"小说界革命"必会遇到障碍,若同时又主张提升白话地位,阻力将更大,也许是这个原因,他采取了集中力量先攻其一点的策略。

    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小说界革命"是一呼百应,顿成声势,可是白话地位的提升却非一帆风顺。即使赞同"小说界革命"者,不少人也以文言为圭臬。其时林纾的文言译作得到很高赞誉,包括他的语言风格,罗普就曾推崇道:"匪特凌铄元、明,颉颃唐、宋,且可上追晋、魏,为稗乘开一新纪元"。[10]罗普曾追随梁启超,积极为《新小说》撰稿,他的见解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其时,翻译小说中数量最多且最为流行的是言情小说与侦探小说,前者以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后者脍炙人口的是各种福尔摩斯侦探案,它们全都是用文言译成。[11]这种状况无论是对创作界,还是翻译界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

    情形还不仅如此。一些理论上主张应提升白话地位者,写作却出以文言,梁启超本人即是如此。他清楚小说"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可是一到实践环节,却是困难重重:"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12]他和普罗打算用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译了几回,颇感艰涩笨拙,于是"参用文言,劳半功倍",由是他感叹道:"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13]身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又清楚使用白话是"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梁启超却无法向世人提供一个白话小说的范例,他创办《新小说》时,只得宣布"本报文言俗语参用",[14]这也证明了近代小说在转型过程中的艰难。

    梁启超难以摆脱的矛盾和苦恼,其实是当时文学界较普遍的状况。提升白话地位的重要性,特别是小说应使用白话的必要性,许多人在理论上并不排斥,因为其中的道理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

    文话的力量,只能到社会里的一小部分,稍微识几个字,不通文理或是稍通文理的人,都不能懂得。如果全用俗话,不但稍微识几个字,不狠通文理的人能够懂得,就是连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人,叫人念给他听,也可以懂得。[15]

    当各种以"白话"命名的报刊纷纷问世之际,有人曾乐观地宣布:"如此递推下去,不上三、四年,定然成一个白话世界了。"[16]可是光明的景象并没有迅速出现,而热心提倡者自己却不怎么会用白话写作。勉力为之,手中笔似有千斤重,写出来的东西自己也不满意。"病骸"曾为其"文字"而向读者致歉,并解释说:"原为初学白话体之所致,当有以进而教之也。"[17]艰涩不仅是限于写作,阅读也同样如此。这在今人看来似不可思议,在当时确是实情:

    凡文义稍高之人,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其初每倩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固自以为文入结习过深,断不可据一人之私见,以议白话之短长也。[18]

    白话写作之难,竟然"百倍于文话"!据此易于理解,为何一些人理论上承认推广白话的必要性,但动笔时还是选择了文言。如"无竟生"与吴士毅合译的《大彼得遗嘱》舍白话而用文言,理由就是"如演成通行白话,字数当增两倍,尚恐不能尽其意,且以通行白话译传,于曲折之处惧不能显,故用简洁之文言以传之"。[19]周树人翻译《月界旅行》时也说:"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这种观念当时为许多人所共有,"天虚我生(陈栩)"登报声明出售稿件时明码标价:"白话小说每千字二元,弹词每千字三元,传奇每千字四元,文言同",[20]白话小说的身价甚至连弹词都不如,与文言相较,只值其一半。

    当然,也有人坚决地推广白话,激烈程度正与其政治态度同步。如光绪二十九年陈独秀与章士钊、张继等人主持《国民日日报》,连载了他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虽号称是节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但实际上是"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21]意在批判本国的专制统治,故而很不忠实于原著。如篇中男德说:"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又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这些纯是译者在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而且有意用白话表述。当"犹太遗民万古恨"与"震旦女士自由花"的《自由结婚》出版后不久,《国民日日报》便发表书评,向读者推荐:

    我一回一回细细读过,又有什么'杀贼',又有什么'斩奴',又有什么'倒异族政府',又有什么'杀外国人'。读了一遍又一遍,真是说得透彻,说得痛快。好笔墨,好思想,回回好,句句好,真是好得不得了。我想列位最欢喜读小说,这部小说是一定不可不读的。[22]

    这简直就是在号召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书评全用白话写成,直接诉诸中下层读者。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该篇无署名,其文风及政治立场与陈独秀相吻合,他又是报纸的主持人,这篇文字与他至少应有相当的关系。

    光绪三十年,陈独秀又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其宗旨是推广白话,让那些"没有多读书的人"也能借此"学点学问,通些时事"。[23]他还亲自撰写小说《黑天国》,宣传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其开篇处即云:

    原来俄国也是个专制政体,君主贵族,独揽国权,严刑苛税,虐待平民。国中志士如有心怀不服,反对朝廷的,便要身首异处。或者人犯众多,或者是罪证不确,无罪杀人,又恐怕外国人看了说闲话,便也一概发配到西伯里(利)亚,充当极苦的矿工,受种种的严刑虐法,便是暗暗的置之死地。

    首句中"也是"两字的用意十分明确,读者一看就明白,所谓"君主贵族,独揽国权,严刑苛税,虐待平民"云云,都是在影射中国。于是,小说就形象地传递了陈独秀所说的"学问"与"时事"。为改造社会服务的文学主张,激烈的政治态度,而且又都用白话诉诸民众,此时陈独秀的活动,已为他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埋下了伏笔。

    其时开始白话文学活动的又有胡适。在短短的五年间,他既创作,又翻译,还一度主编《竞业旬报》。如果除去续他人而译的《真如岛》,胡适最早翻译的小说是《暴堪海舰之沉没》。[24]他在篇首语中交代了翻译的原因:读到一篇外国故事,"真正可以给我们中国人做一个绝好的榜样",最后他还特地声明:"所以把他译成白话,给大家看看。" 胡适的自创小说《东洋车夫》也是通篇的白话,[25]而篇首语阐明了创作的宗旨:

    我们中国人有一椿极可耻事情,那就是'媚外'二字。这'媚外'二字的意思,便是'拍外国人马屁'。你看我们中国,上自皇帝大臣,下至小民孩子,那一个不拍外国人马屁。要是拍了马屁,外国人便待中国人要好了,或是拍了马屁,国家便可以保得住不亡了,或是拍了马屁,自己便可以得什么利益了,这么拍拍马屁,到也罢了。只是在下看起来,我们中国人拍马屁可拍错了,拍马屁拍到马脚上去了。

    如同前篇小说,辟头都是批评中国人的毛病,但这都是当时他所看到的现实,诉诸文字的宗旨是力图矫正,使用白话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当林纾与李世中合译的《爱国二童子传》出版后,尽管小说以文言叙述,胡适的评论却明白如话:

    现在上海出了一部极好极有益处的小说,叫做《爱国二童子传》。那书真好,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崇拜英雄的思想。这一部书狠可以算得一部有用的书了。兄弟看那书里面,有许多极好的话,遂和那些格言相仿佛,便钞了一些来给大家看看。兄弟的意思,这些格言,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呢。[26]

    不仅拿外国与中国比,而且认为外国人的议论比朱子语录"好得多多呢",这在当时实属骇人听闻,这种反传统的思想,应是后来"五四"时打到孔家店思想的准备。

    自光绪二十五年《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以来,翻译小说出版渐多,且几乎清一色地都是文言,林纾的名声则似不可逾越。可是伍光建登上文坛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到二月,国学功底扎实、又因留洋而精通外语的伍光建以"君朔"为笔名,在《中外日报》上接连刊载了《母猫访道》、《瓶里小鬼》与《打皮球》三篇翻译小说,全都使用白话。接着,又接连翻译法国大仲马的小说,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与十一月,出版了《侠隐记》与《续侠隐记》,翌年四月出版了《法宫秘史》的前、后编。几部皇皇巨著,居然都以白话译成,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所作的广告也特地注明:"文笔纯用白话体裁,一洗沉闷之习。"[27]胡适后来在《论短篇小说》中推崇道:"吾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诸书为第一。君朔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别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

    那些作、译者坚持使用白话,其原因各不相同。一类是借小说以开启民智、唤醒其自强救国意识,而文言无法实现诉诸大众的目的。"大陆小少年"翻译《云中燕》后在"叙言"中写道:"是书亦足为振起少年精神之一助,爰亟译为俗语,以饷我同胞诸昆仲姊妹。"[28]《世界豪杰美谈记》讲述西洋一专制国,"政事日迫,内忧外侮,相逼而处",于是一批豪杰奋起,"保国护种,匡治政体,改革立宪,使其国卒为盟主,屹冠五洲"。这情形与当时中国十分相像,译者便急欲让国民大众知晓其故事,于是长达四十五回的小说就采用了"白话体例",而且"译笔畅达,口吻别致"。[29]程宗启为普劝妇女改变缠足陋习而作《天足引》,为保证作品的社会功效,白话便为不二之选:

    我这部书,是想把中国女人缠足的苦处,都慢慢的救他起来。但是女人家虽有识字的,到底文墨深的很少,故把白话编成小说。况且将来女学堂必定越开越多,女先生把这白话,说与小女学生听,格外容易懂些。就是乡村人家,照书念念,也容易懂了。所以我这部书,连每回目录都用白话的。[30]

    林纾、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可让读者知晓亡国惨剧,促其奋起,自强自立,但满纸文言,难以通俗,彭翼仲就用白话改写为《黑奴传演义》。其篇首云:

    (原书)只能给那通文墨的读读,识字不多,合那文理浅近的人,可就看不懂了。我们把他演成白话,附在报后,请学生们到处传说,照著原文到处念念,连那不识字的,亦可以叫他们知道知道。[31]

    第二类人又从艺术上着眼,认为惟有白话方能准确地表达曲折复杂的意思,翻译外国小说时尤其如此,该见解恰与林纾等人相反。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鹤笙"翻译的《新恋情》出版,他在书首《闲评》中阐述的第一个观点,便是文言"只能到社会里的一小部分",而白话则能使全社会上下人等均能知晓。至于第二个原因,则是着眼于艺术:

    况且翻译东西洋的小说,往往有些地方说话的口气、举动的神情,和那骨头缝里的汁髓,不拿俗话去描画他,到底有些达不出,吸不尽,所以我说文话不如俗话。

    在此一年多前,小说林社出版的《母夜叉》书首"闲评八则"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这种侦探小说,不拿白话去刻画他,那骨头缝里的原液,吸不出来"。

    至于第三类,则是通俗,甚至是鄙俚作品的撰写者。宣统元年二月,江阴香的《九尾狐》初集出版,此书洋洋洒洒共五集,直到翌年五月才出齐。两年多前,乐群书局已出过同题材小说《胡宝玉》,江阴香何以敢袭人旧套,何况前者出自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之手?原来,前书"略而勿详",一些读者不能畅快尽兴,"且用文言,满纸虚字,毋怪取厌于阅者耳",于是江阴香便"删文言而用白话"。[32]喜读这类作品的读者往往欣赏趣味不高,文化层次偏低,使用白话就是为迎合他们,以保证畅销。同样,《最近嫖界秘密史》出版时的广告强调"此书乃在场嫖界个中人揭其秘密之黑幕,用口吻逼真之白话撰成之",书中内容则是"或男女颠倒,扑朔迷离,或衣冠优孟,变幻荒谬。使阅者如入众香国,声色宛然,如探百花丛目不暇给。"[33]书又配以数十帧图画以辅助阅读,使人了解到作者与出版者心目中的读者群。

    趣味低下的作品也认同白话,似乎使白话运动的层次有所降低,但此现象正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小说出版是商业行为,为牟取更多的利润,就须得突破自古以来囿于文士的观念,而寄希望于广大的一般读者,而要使他们也解开钱囊,舍白话而无他途。因此,即使作品品味较为高雅,出版时也同样醒目地以白话为标榜。鸿文书局出版《网中鱼》时声明"是书用白话体叙述法国巴黎大猾马士加冷一生历史",[34]出版《天足引》时强调"纯用白话,浅近易知,老妪都解"。[35]《预备立宪鉴》的出版广告突出"此书用白话章回体"。[36]小说林社出版《钱塘狱》时着意介绍其通俗性:"以简便之笔,用白话演出,洵足占近时著作之一席而无愧。"[37]改良小说社出版《北京繁华梦》,广告词是"纯用北京白话编成,人人可读"。[38]群学社推出《禽海石》时突出两个亮点:"纯用白话体编述,描写男女爱恋之情"。[39]商务印书馆宣传《珊瑚美人》时强调"全书纯用白话,描写得神,尤为爽心悦目",[40]对《白巾人》则特地交代其语言:"全体用白话,其中书报文件,各具体裁,以文言出之",[41]而介绍《文明小史》的第一句话就是"用白话体裁,演说中国社会***情状"。[42]商务印书馆还常在各报上登载所刊小说的清单,不少作品的价格前醒目标上"白话"二字,以便读者购买时选择。罗列了许多广告词,行文似为累赘,却可证明一个事实,即以"白话"招徕顾客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可吸引相当庞大的读者群,在各书局看来,这已是通向利润的重要桥梁。

    出版商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传播领域的状态,陆士谔论及《新补天石》时曾说:"我因毛声山的《补天石》是曲本,很不宜于现今社会,想把他改演成白话小说,使妇女、儿童,都可以瞧阅。"[43]这位畅销小说家对作品的销路十分在意。出版商的态度还影响了一些人从习惯使用文言而改为白话。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的《时报》刊载了包天笑的"预告读者":"《毒蛇牙》今日竣译。明日拟译登《销金窟》,用白话体。"为何既预告,又强调"用白话体"?这里不妨与《毒蛇牙》作一比较。那篇小说开篇即云:"我今开卷第一语,先告读吾书者曰:'余名爱尔琴,余英国之医生也。'"[44]语句虽较浅显,但确然是文言。包天笑翻译《销金窟》时就全用白话,并且还登报预告,显然是受到了读者的压力。晚清时报刊登载小说,是借以扩展销路,而白话小说受众面远大于文言小说。办报者自然得尊重读者的要求,于是作、译者便得如此行事。《销金窟》一例并非偶然的个案。鸿文书局曾出版《上海之维新党》初编,等二、三编面世时,便刊登广告宣称,"现在全书均已改为官话",[45]所谓"官话"即白话。显然,初编发行后得到了读者的反馈,书局为保证销路才会要求作者改动。形势如此,有的作者不待书局吩咐,便自行动手。"梦花居士"的《奇遇记》原是文言,出版前他"改为白话浅说,以便一目了然"。[46]

    不过,书局报刊并非从此只重白话而摒文言,它们的策略是白话小说的读者要抓住,文言小说的喜好者也不可放弃,何况那些文人达士有较强的购买力。而且,在传统观念里,一味只是出版白话小说似跌层次,若同时推出文言小说,恰可增助雅韵。总之,兼收并蓄,不可偏废。书商们的这番计较在各种征稿启事中反映得相当充分。商务印书馆自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一日起在各报刊载"征文广告",小说是重点之一,特别是详述旧时教育弊害以发明改良方法的教育小说、宣传破除迷信的社会小说、叙述鸦片战争以来史实,且"能开通下等社会"的历史小说,以及"述现时工商实在之情事"的实业小说,而对语言的要求,则是"或白话,或文言,听人自便"。这是该馆始终坚持的方针,它连续刊载的小说广告中,几乎必有林纾文言翻译小说的介绍,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推出白话小说。这两类书后来都纷纷再版,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当含百种小说的"说部丛书"出齐后,商务印书馆照例登报宣传,而"其中有文言,有白话"[47],则是被列于首位的特色;而远在北京的《顺天时报》介绍商务印书馆所出小说的特点时,也不忘写上"文话白话,色色都全"[48]。该馆所办的《绣像小说》、《东方杂志》等刊载的小说也都如此,后来创办新刊时也一再重申,如《学生杂志》创刊,欢迎"各校学生惠寄佳篇",而关于小说又有说明:"无论短篇长篇、文言白话均可。"[49]

    其实,这也是当时各书局、报刊的共同方略。改良小说社出版白话小说为主,所谓按"宗旨醇正,辞义浅显",但鉴于文言小说的销路,征稿时就特地说明是"不论文言白话",允诺一样"酬以相当之价值"。当然,哪位作者"志切开通,不取润笔",将受到更热切地欢迎。[50]各刊物做法同样如此。《月月小说》经历一场风波后重又出版,声称将大加改良,其中一项便是"文言俗语相题参用,其俗语之中,纯用官话,一律语言"。[51]《小说林》创刊号的"募集小说"启事,明确声明"词句不论文言白话",开列的三等稿酬标准只是按质论价,并未因语言使用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当年陈栩的价码是白话小说只及文言小说的一半,两者比较,可知这些年间白话小说的地位已迅速提升,但文言小说仍有相当势力,足可与之相抗衡。宣统二年八月,《小说月报》创刊,第一期刊载的"编辑大意"宣称:"长篇短篇,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收",一年后又以"文言则情文并美,白话则诙谐入妙"[52]表示同等看重。即使着意宣传白话的《安徽白话报》,创刊号的"本报特色"中第一句话便是"宗旨正大,材料丰富,白话体",可是就在同页刊载的"本社特别广告"中又明确宣布:"或白话体,或文言体,凡与本报宗旨相同者,当即刊登"。主打白话牌又要刊载文言作品,在当时形势下,办刊者认为这一点也不矛盾。有的报刊虽未有明确的宣布,但实际操作却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扬子江小说日报》的做法便是"一版登白话小说,二版登文言小说",[53]不偏不倚,平分秋色,读者自可凭自己喜好各取所需。

    争取读者是关系到书局与报刊生存与发展的头等大事,读者愈多,利润愈丰,也愈易于增强实力与扩大再生产。喜好文言者是不可得罪的读者群,他们代表了高雅层次与购买力强盛;只能阅读白话者也不可怠慢,人数众多,集腋成裘,利润同样可观。书局或报刊都宣称以开启民智、革除陋习为宗旨,执行程度实是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样,他们在争取读者、获取利润方面有共同交集,于是文言白话并举便成了普遍现象。在白话逐渐兴起、推广的过程中,书局报刊曾起过不同的作用。白话刚兴起时,反对者曾构成相当大的阻力,就连赞同者实际运用时也常因生疏、艰涩而畏难欲退。此时,书局报刊是冲击障碍、推动白话写作的动力。实际的销售使它们最先也最敏锐地感受到人们的需求,他们很快明白,有个巨大的潜在的读者群,而使用白话将使他们变为书籍报刊的实际购买者。尽管反对白话声不绝于耳,可这如何敌得上利润的吸引,而书局报刊的要求对作者有很大的约束力,迫使一些人终能较熟练地用白话写作。白话书籍或报刊纷纷面世,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大的声势,积极推动了白话的逐渐普及。从光绪二十九年开始的三、四年里,白话小说数量不断上升,可是此后却是徘徊不前,与文言小说保持了相对均衡的状态。这是因为它的出版已可满足市场需要时,若再加大出版比例,就将超出该读者群购买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反而会导致亏本。有经验的出版者根据销售业绩的起伏,自会对临界点作出判断,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某家出版者对推广白话着了迷,不顾一切地使之一家独大,压倒甚至取代文言。出版者若要生存,就须得努力获取最大的利润,于是只要还有相当数量的偏爱文言者存在,白话文言并举的局面就不会改变。总之,出版者先是迅速推动白话小说的增长,而到了一定数量后,他们不约而同的经销策略,使出版界像巨大的调节器,维持了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相对平衡的状态。

    这种平衡状态当时还得到了理论上的认同。陶兰荪是有志于白话著述的小说家,当"时贤所译福君之案,概出之以文言"之时[54],惟有他以白话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可是他却认为,"文言白话,相辅而行",这不仅合理,而且还是中国小说可以傲视他国的优点,"断非蟹行片假之文可与比伦者"[55]。"披发生(罗普)"是协助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作者,他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东欧女豪杰》全用白话,可是翻译小说时却用文言。对此,他搬出天演论作解释:"岂译本亦必循天演之轨线,有短篇然后有钜帙,有文言然后有白话耶?"[56]既然这些人都在认可甚至赞赏白话文言并举的局面,那么无论是小说界或是出版界,都还未能构成打破平衡的力量。

    这种平衡状态还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它什么时候发生突破或改变到怎样的程度,都已非作家或出版者所能左右。发生突破的先决条件,是白话小说读者群须得有极为显著的扩容,后来历史演示的进程表明,其完成经由两条途径。一是读者群内部成分比例的变化,即原先偏爱文言者观念发生改变,转为接受白话小说,进而认为小说的语言形式理当如此。一是已有的读者群拥有显著的新增量,而且他们是白话小说的读者。前者的实现须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舆论笼罩之下,即有赖于思想文化思潮的变化。至于后者,主要靠教育向中下层社会的普及,这类新增的读者对小说语言形式作选择时,无异议地倾向于白话。这两者都是渐进的过程,当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平衡状态才会被打破,这便是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看到的景象。不过,平衡状态被打破并不等于文言的退出,它只是受到巨大冲力而被严重挤压;要使之基本退出,还须继续积蓄力量,按上述两个途径渐次实现。概括地说,晚清时是论证了白话运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使其在文坛上已可与文言相抗衡,而自"五四"以后,白话才逐渐趋于定于一尊。

    在古代小说范畴里,文言与白话是并列的两大系列,其地位一直是前高后低;可是在现代小说领域,已全然是白话的天下。很显然,即使在语言方面,承担过渡转换作用的仍是衔接两者的近代小说。白话小说的地位逐渐提升,它拥有的读者越来越广泛,以白话创作或翻译小说者也越来越多。这是文学领域内的一件大事,可是发生的动因却远超过了文学范围,因为它是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教育诸方面条件的支撑以及促使下才得以发生与发展,而这些条件之所以在此时具有了这方面的刺激作用,是因为它们本身也正在过渡转换。总之,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过渡转换,它们又相互紧密联系,互为促进,小说无例外地也是如此,这也包括它所使用的语言。

    注释:

    [1]"《杭州白话报》书后",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三日《中外日报》。

    [2]"杭州白话报馆改办日报广告",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十日《中外日报》。

    [3]"《智群白话报》第三期出版",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外日报》。

    [4]"《中国白话报》第四期出现",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外日报》。

    [5]"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安徽俗话报》第一期。

    [6]"杭州白话报馆",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中外日报》。

    [7]"本馆征求小说、插画启",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杭州白话报》。

    [8]"小说丛话",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新小说》第七号。

    [9]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新小说》第七号。

    [10]"披发生(罗普)":《红泪影序》,广智书局宣统元年版《红泪影》。

    [11]直至宣统元年七月,《扬子江小说报》第四期开始连载《红发会奇案》时方有白话译本。陶报癖(陶兰荪)在该篇"缘起"中写道:"观时贤所译福君之案,概出之以文言,而白话一体,尚属缺如,心窃憾焉。又拟取异标新,将该稿改为俗语,以备一格。"

    [12]"小说丛话",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新小说》第七号。

    [13]《十五小豪杰》第四回回末"译后语",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新民丛报》第六号。

    [14]"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新民丛报》第十四号。

    [15]"新恋情闲评",载《新恋情》,小说林社光绪三十二年版。

    [16]"论本报第三年开办的意思",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杭州白话报》第三年第一期。

    [17]《中国社会谈》第一回回目下"题记",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宁波小说七日报》第十二期。

    [18]姚鹏图:《论白话小说》,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广益丛报》第六十五号。

    [19]《大彼得遗嘱》篇首"译言",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时报》。

    [20]"征词章小说者鉴",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中外日报》。

    [21]"社会小说《惨世界》出版",光绪三十年四月十四日《中外日报》。

    [22]佚名:《好小说,好政治小说》,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国民日日报》。

    [23]《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安徽俗话报》第一期。

    [24]载于《竞业旬报》第五期,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25]载于《竞业旬报》第二十七期,光绪三十四年八月。

    [26]胡适:《读书札记》(二),《竞业旬报》第二十八期,光绪三十四年九月。

    [27]"上海商务印书馆新出各种小说",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时报》。

    [28]《云中燕叙言》,载《云中燕》,文明书局光绪三十一年版。

    [29]"社会小说《立宪鉴》",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神州日报》。

    [30]《〈天足引〉白话小说序例》,载《天足引》,上海鸿文书局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版。

    [31]《黑奴传演义》篇首语,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启蒙画报》第八册。

    [32]"灵岩山樵":《九尾狐序》,载《九尾狐》初集,上海社会小说社宣统元年版。

    [33]"快看!破天荒之大著作醒世小说绘图《最近嫖界秘密史》出版",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民立报》。

    [34]新书广告,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四期。

    [35]鸿文书局新书广告,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时报》。

    [36]"政治历史小说《预备立宪鉴》",宣统二年三月初六日《舆论时事报》。

    [37]"新出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时报》。

    [38]"请看新出小说",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

    [39]"上海群学社广告",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号。

    [40]"商务印书馆新出小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七日《中外日报》。

    [41]"商务印书馆新出小说四种",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外日报》。

    [42]"最新小说《文明小史》",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外日报》。

    [43]陆士谔:《新上海》第五十九回"售花榜斯文扫地,反古史炼石补天"。

    [44]见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时报》。

    [45]"鸿文书局新小说广告",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神州日报》。

    [46]《奇遇记序》,载《奇遇记》,新小说社光绪三十三年版。

    [47]"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全部出售",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中外日报》。

    [48]《游览商务印书馆三十六种陈列品记》,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顺天时报》。

    [49]"新编《学生杂志》广告",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十日《粤西》第一号。

    [50]"改良小说社征求小说广告",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日《时报》。

    [51]"《月月小说报》改良之特色",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九号。

    [52]"《小说月报》临时增刊",宣统三年八月初三日《神州日报》。

    [53]"看!看!看!《扬子江小说日报》出现",宣统元年八月初八日《汉口中西报》。

    [54]"报癖(陶兰荪)":《红发会奇案缘起》宣统元年七月初一日《扬子江小说报》第四期。

    [55]"报癖(陶兰荪)":《中国小说之优点》,宣统元年四月初一日《扬子江小说报》第一期。

    [56]"披发生(罗普)":《红泪影序》,载《红泪影》,广智书局宣统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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