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习作一张

2013-06-15, 00:31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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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磎迹见泷行书《前赤壁赋》

2013-04-01, 13:09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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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阁寺及其门前枯山水

2013-01-24, 11:48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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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笼与19世纪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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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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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笼与19世纪的动物》

    帖子 由 杨典 于 2011-04-07, 13:06

    樊笼与19世纪的动物



    杰瑞:我去过动物园了。我说了,我去过动物园了。先生,我去过动物园了。
    皮特:嗯?……什么?……对不起,你刚才是跟我说话吗?
    ——(美)阿尔比《动物园的故事》




    我肯定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不喜欢进化论。所以我也从来不对任何人发明的制度或理性思维模式抱有幻想。我很多年都没去动物园了。前几天带家人去玩,发现动物种类少了很多。但动物的生存模式没有变过。犀牛仍被关禁闭;狮虎仍在铁笼子里来回徘徊啸吼;羚羊、天鹅和长颈鹿仍在人群的围观下发呆;而山魈、猩猩与长尾猴仍在为了阶级斗争互相打得血肉模糊。园内桃花初开,但春寒陡峭,蟒蛇与树懒仍在冬眠。看动物时忽然想起,园子外正在打仗,正在地震、死人或核泄漏,而我是不是太不关心时事了?尤其美国,看似在解决各文明中的集权问题,而实质上更像是在经营一座19世纪的动物园。西方把这世界围得像个笼子。譬如,从八国联军进京肃“北清之乱”到如今多国部队轮流轰炸利比亚,这之间究竟有多少差异呢?封建时代的上联是“把一切对君主不忠的贱民都拉出去砍了”,而民主社会的下联似乎还是“将胆敢视民主为异物的黔首全关起来枪毙”。其思维之一贯性,与北京动物园之猴山无异。唯一区别是:我记得八九十年代时猴山是露天的,如今则被罩上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罩(以防止游人乱扔食物),真可谓笼中有笼了。而谈到猴子们的生存模式,大约与人类之文化模式相差无几,即或有量化,却从未有质变也。
    列维•斯特劳斯之《原始思维》、康拉德•劳伦兹《攻击与人性》、加缪之《鼠疫》、奥威尔之《动物农庄》以及阿尔比的戏剧《动物园的故事》,说得不都是同一个问题吗?即:在两个或多个毫无精神关系的人(或生命)之间,到底该如何沟通?
    可悲的是,人们总是在不愿或不能沟通时,采取各种假装沟通的方式。而这种对沟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往往比阿尔比的荒诞派戏剧更残酷。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1、没话找话说,互相误读。
    2、用暴力强行让对方做出反应。
    3、“如果你不能战胜我,那你就变成我”。
    4、党同伐异,彻底消灭或吃掉对方。
    5、表面上握手言和,其实窝里斗。
    6、漠视一切不同的生命。
    7、和睦相处,但并非一码事。
    当然,可能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但总体不会超出这些动物性范畴。
    说起逛动物园,我倒真是曾经一个人逛过。那大约是在1992年的秋天。我之所以一个人去,不仅是想对我读过之书中所写的那些动物本性(包括如里尔克的《豹——在巴黎动物园》或奥威尔的《射象》等)有所“直观体验”,更多的还有那段时间我百无聊赖的心境,或试图对人性的观察亦有所比较。动物园的确是西方的产物。在中国古代,虽《诗•大雅•灵台》中就有周文王于酆京建灵台与灵沼,放养各种鸟兽虫鱼,并于台上观天象、奏乐之记载。历代帝王也多在皇家园林内建不同规模之苑囿,择山丘茂林、水草丛生之地以养百兽供戏猎。即所谓的“王在灵囿,麀鹿攸伏”。从先秦卫灵公之鹤到晚清圆明园之鹿……皇家园林中自然从来不缺动物的陪衬。但说到底,此亦私人行为。三教覆盖之地,一般民间对野生动物还是很敬畏的。这一点我们在浩若烟海的古诗与稗官野史中,皆能感觉到罢。还有如《尔雅》或宋人陆佃《埤雅》(原名《物性门类》)中之释鸟、释兽、释鱼、释虫等,然皆大概形状而言,或堕于说文之意。故自古有本草鸟兽部,只为雅正训诂、狩猎或医药之用,但从不会诞生类似亚里士多德《动物学》《动物四篇》或法布尔《昆虫记》式的自然科学著作。类似达尔文那种异端思维更是不可想象。而公开造一大园林,蓄养天下野生动物以供民众围观、挑逗或调笑之,更实为19世纪后舶来之事。因1828年,在伦敦摄政公园,才成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园,即摄政动物园(Regent's Park Zoo)。而当时成立该动物园提出的宗旨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研究这些动物,以便能更好地了解它们在野外的相关物种与生存方式。这种方式传入中国后,传统意义上对野生动物的敬畏之心也的确有所稀释。譬如从小到大,每次我去动物园时,都像复制似的,准能在狮虎山遇到某些大喊大叫,冲着徘徊的猛兽扔石头、吐口水甚至咒骂的游客。前几天我去时,也不例外:我看到一个似乎中午刚喝完酒的人,正被俩朋友扶着,趴在栏杆上,朝高墙下徘徊的东北虎仍烟头,并嚷嚷道:“孙子,嘿!你跑一个呀……傻逼”。
    人类这种压抑的心理有时实在令人费解。整个动物园内,唯一真正对动物们感到亲切的是孩子。似乎只有他们的心和动物是一体的,因为他们都很单纯。
    但是人与人尚且不能沟通了解,又岂能真正了解动物。
    所有的了解,归根结底都是表面现象。
    逛了一下午动物园,首先令我感到震动的是两只动物:第一是在犀牛馆,那头犀牛默默地在《旧约》“但以理狮坑”般的石屋里,始终埋头不语,只用一堵巨墙般的身体背对一切。它身上似乎长满了青苔,宛如古代青铜器上的绿锈,高贵、神秘而忧郁。在四周斑驳的石壁上,有时还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奇怪的白色十字,仿佛是专门针对这种“野兽巴士底狱”而显现的一种象征。仿佛是在追问究竟是谁令它们堕入了“畜生道”?我甚至在想:身为禽兽,本身并非堕入“畜生道”,因为它们是自由的。自由是生命的第一本质。唯有那些失去自由的畜生,才真可谓“禽兽不如”也。隔壁的河马泡在一池污水里发呆,情况也差不多。第二个让我激动的是白虎。由于北京天气尚冷,一些比较珍贵的大型猛兽现仍关在有玻璃幕墙的室内。在狮虎馆内,还有两个警察在执勤,似乎随时怕出现意外。铁栏里,那披着一身银发银毛,状如一个异教长老般高大雄浑的白虎呀,真好似有一座山的灵魂。它不时会发出类似喇嘛教高僧“狮子吼”的重低音。它在几块啃剩下的肉骨头、粪便、壁洞和狭窄的石房间内来回地走,焦躁而又愤怒,仿佛早已对围观的人群不耐烦了。那吼声一阵接着一阵,震得整个房屋微微颤抖。每一个听见吼声的人,都不自觉地心悸。那确是一种王者之音。而被禁闭在密封笼子里的犀牛、雄狮与白虎们,也真像极了那些在古代石洞中面壁,受尽欲望煎熬而又满腔激烈的苦行僧,孤独却又满怀霸气。的确,你若从未近距离地、久久地凝视野兽们内在的火焰,便难以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在中心有一个伟大的意志晕眩”,什么叫“世界不复存在,在千条铁栏后面”,以及什么叫“透过四肢紧张的寂静,在内心中化为虚无”。
    樊笼中的动物都是20世纪的,而我们人类的思维却依然属于19世纪。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我当然可以这么说。不仅因为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从未过时,还因为我们随时都在樊笼中为樊笼辩护。
    我肯定不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因为我不相信人性(动物性)会进步。进而也就难以相信真的有什么“进步的制度”。无论古希腊联邦制、先秦封建制、秦以后中央集权制以及所谓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制等,好的制度也许在一个阶段能抑制人性之恶,但时间一长,就好像冰箱里的粮食若放得超过了保质期也会发酵一样,反而会助长霉菌的滋生——因为大凡能放进制度这口冰箱里的东西,必然是被密封的。这种密封状态,在动物园里尤其常见:譬如在鹰山,我看见一座面积大约有十来丈的铁网,整个将几只苍鹰和假山林罩住。鹰可以在网里飞来飞去,看起来还有相当的宽阔度,可随意翱翔,但毕竟飞不高。而在铁网外,一只丑陋的、偶然路过动物园上空的麻雀也比它们要自由百倍。而在长臂猿馆里,一些屁股上已长了大肿瘤的猴子,依旧在栅栏里“惟我独尊”地活着。而树懒在生活上节奏极慢,它一周只排便,撒尿一次。即便在有天敌和危险出现时它的速度也不超过每分钟0.2米,可见它也不惧死。树懒科的英文为“Bradypodidae”,意思就是“迟钝”或“无所事事”。
    所有这些,都让我想到所谓的现代人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把所谓不公与苦难之罪过与责任皆推给制度,事实上是很容易的事。人在原谅自己的时候,或为自己找借口时,是最具有灵长类特征的。如德勒兹曾云:“面对各个民主国家无法摆脱的卑俗微琐的存在,面对这些存在和‘为市场而思维’的方式的蔓延,以及当今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理想和舆论,我们同样感到做人的耻辱。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从内部浮现出它的卑微性。我们并不觉得自身超然于我们这个时代之外,正相反,我们不断地同它做出种种可耻的妥协。这一羞耻感正是哲学的最强大动力之一。对于无辜牺牲者我们没有责任,可是站在他们面前,我们是有责任的。而且,要摆脱卑俗微琐,除了佯装畜牲没有别的办法(嚎叫,地遁,傻笑,痉挛):因为思维本身相距一个垂死的动物有时要比相距一个活人更近:即使这个人是民主派也罢。”
    你看,人类修辞学总是能有效地解释自己的不足。
    但遗憾的是,这种修辞仅属于人类自己的沟通范畴,而不适于对别的生命。即便对人类自己,在种族与种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以及在不同程度的受教育者和资本持有者之间,其沟通程度也截然不同。对“他人”的理解,往往更多地体现在人的动物性上。譬如对强者、对友谊、对性与战争,或者在某个利益共同体中自己扮演的角色等。而当我们在面对一只高贵的羚羊寂静地卧在铁栏中时,它目光中对人类的蔑视与骄傲,便完全可以让我们的自我诠释变得不堪一击。
    因我不知道这一道铁栏内外,究竟谁更像是被囚禁者。是我还是羚羊。
    在樊笼中为樊笼辩护,也绝非西方人的事。中国古人亦好此道。虽然陶潜及其隐居主义者一贯强调“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仕途失意者或避祸于君权者皆爱“从赤松子游”,但谁证明那放浪自然与炼丹的背后,不是另外一种樊笼意识的开始呢?
    窃以为,真正自由的人,便应该是如透祖师关一样,心无旁骛——即无社会、无自然亦无任何人文意识(无论封建还是民主)之窠臼束缚的——也就是完全的动物性。当然这完全是理想。中国人往往是连“被发左衽”也做不到的,遑论自由。
    一个局限在文明思维中的灵长类,能够真正懂得自由吗?人类给自由社会缔造了一个其实意义很狭隘的词:即民主。而且对这个词不断进行辅助性修辞,如民主集中、新民主、民宪、“德先生”、民主专政、资本主义民主等等。几乎每一次语言上的演绎,都是在稀释它。记得十一年前在日本东京某小书店内,我偶然翻到过一本叫《民主之恶》的书。当时身上没带钱,且觉得读日文版很累,便未买。作者的姓名也忘了,但书的大概内容我还隐约记得:书中谈的即当代人对“民主”的怀疑——盖因民主社会,往往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一个绝对自由化的竞争状态中,那最狠、最毒与最强者,必然是最后的胜出者。而这胜出者又往往成为极权者。因为你要胜出,必须统一管理成员,服从权威,甚至是不得不搞领袖崇拜式的秘密组织(如三民主义在民国的演变)。譬如魏玛时期的德国才会诞生“啤酒馆政变”之纳粹,先秦百家争鸣之民主,最终却换来一个秦始皇。该书大略认为,无限度民主与极权实乃阴阳关系。民主往往便是极权的温床。呜呼!这与动物界何其相似乃尔。
    看那每年被新猴王打得浑身血淋淋老猴王,坐在猴山下独自舔血的样子,已足以为一部动物版之“社会科学史”耳。但意外的是,18世纪法哲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之“动物”一则里竟然说:“它们(动物)没有期望,所以也就没有我们的那种恐惧。它们和我们一样,因为死而痛苦,但它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它们大都会照料自己,比我们照料自己照料得更好,但它们却不像我们那样滥用感情”。此言几近于无知。
    动物们真的“没有期望”与“没有恐惧”吗?我想说这话的人,恐怕是连杀鸡和宰鱼的烹饪经验都没有的所谓“远庖厨之君子”吧。如那主人一唤即欢喜跳跃的犬马,难道不是在期望?那菜刀案板上因血腥而出现的痉挛和尖叫,难道不是在恐惧?相对而言,总是“充满期望”的人,比这些总是“没有期望”的动物,反倒活得郁闷很多。而且,看看每年的中东战争、宗教冲突和传统意义之“第三世界”大地上无尽的苦难,在这座充满樊笼的大动物园里,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来没有走出过19世纪大不列颠的摄政公园。还或许因为,城市人如今想看一眼野生动物也真不容易。我们清晨去动物园时,9点驱车从东四环外出发,一路堵车,到后先吃饭。待进动物园后见到第一只猩猩时,已是下午1点多了。更别说如果你想去看看南极企鹅、藏地秃鹫、非洲象群或南美热带雨林中的巨蟒在山水中真正自由的样子,看看什么叫彻底的弱肉强食和暴尸荒野,那又得花多少路程、精力和银子了。人和野生动物之种类距离、时间距离还远远小于地理距离。
    想想这些,回过头来再看那笼中睡狮、养尊处优的白孔雀、或与北京气候地理实在不协调的天鹅、沙狐与大象之类,一丝恻隐之外,我们伪善的心里倒又平静了许多。因为起码我们还都算是些适合于北温带生活的动物,尚未有水土不服之挣扎。春日无聊,懒得与人沟通之时,便去逛逛动物园,或也如周作人所云:权当是“寄沉痛于幽闲”了罢。



    2011-4月




    由杨典于2011-04-13, 16:42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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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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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樊笼与19世纪的动物》

    帖子 由 陈均 于 2011-04-08, 10:47

    写此文亦当是“寄沉痛于幽闲”了罢 Very Happy

    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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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樊笼与19世纪的动物》

    帖子 由 文河 于 2011-04-08, 19:22

    谈及当代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往往让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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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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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樊笼与19世纪的动物》

    帖子 由 杨典 于 2011-04-10, 11:41

    谢谢陈兄,文兄跟帖,又校对修改了几个字。

    最近这几天关于aiweiwei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也很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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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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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杨典 于 2011-04-12, 12:30

    补遗几句:还有如《尔雅》或宋人陆佃《埤雅》(原名《物性门类》)中之释鸟、释兽、释鱼、释虫等,然皆大概形状而言,或堕于说文之意。故自古有本草鸟兽部,只为雅正训诂、狩猎或医药之用,从不会诞生类似亚里士多德《动物学》《动物四篇》或法布尔《昆虫记》式的自然科学著作。类似达尔文那种异端思维更是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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