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习作一张

2013-06-15, 00:31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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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磎迹见泷行书《前赤壁赋》

2013-04-01, 13:09 由 杨典

图: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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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阁寺及其门前枯山水

2013-01-24, 11:48 由 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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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6-04, 00:48

    有龙得赐一位朋友之手,作为我书房的名字。破壁录是我少年时一直沿用的读书笔记名字,一共有十多本,那是我所有识见的源头。

    越来越觉得现实拥挤不堪,生活的节奏一天比一天快。早年可以手写长篇大论,再一个字一个字誊写在格子上;接着有了博客,论坛,可以纵横挥洒,也不觉得累,这些年,又有了微博,聊天工具,于是世界越来越小,每天上班,下班,从一场约会赶到下一场约会,从认识一个新朋友到忘记一个老朋友,就这样疲惫地生活着。

    很想回到多年之前,读一本书,手写数页笔记。但似乎时间不允许,空间不允许,自己也受不得这番寂寞。怂恿之下,斗胆在此开个小集,就算是纸本的读书笔记吧。

    疑义相与析,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


    由云从龙于2012-07-02, 02:09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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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中国的皇帝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6-04, 01:53

    作者写到1959年自己和歌舞剧院奉命在庐山接待***、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习仲勋、李先念、罗瑞卿、吕正操、彭涛、刘澜涛、韩光、陈正人等(及其子女)中央领导,一些细节值得玩味:

    毛刘朱周四人跳舞各有不同。毛喜欢大摇大摆的晃动,右手还会不停地打着节奏。刘喜欢轻盈和悠闲的中四。朱像军人一样,步伐矫健,永远向前。周喜欢跳跃的快三。

    四人跳舞,气氛也不一样。刘在场时自由交谈,无拘无束,朱是各有其乐,自行其事。周则笑声朗朗,热闹非凡。唯独毛跳舞时气氛异常。全场只会窃窃私语,不敢高声,谈天说地,唯他一人。

    七月的某一日,毛正在舞厅里和几位年轻的歌舞女演员聊得起劲,忽然进来了一个军人,上前立正后,行过军礼,便说:“报告主席,我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向您报告”,毛听后转身和他随意握了握手,然后又聊天去了。一旁站着的邓克明顿时愣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幸好旁边的女演员提醒毛还有人在等着他说话。毛又回头看了看,摆了摆手,一言不发,继续聊天。

    毛在聊天中尤其喜欢给女演员取外号,比如姓蒋,就叫“蒋介石”,姓石头,就叫“石头”。

    江青喜欢外国音乐,如《意大利花园》、《蓝色多瑙河》,《鸽子》等,跳舞时,江青只跳探戈,而且舞姿比较规范。

    有一回,几个演员应邀前往陈正人、吕正操、彭涛、刘澜涛、韩光的别墅做客,进门时看见他们正在打扑克,有人头上顶了枕头,有人脸上贴了纸条。


    由云从龙于2012-06-19, 07:48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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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杨典 于 2012-06-04, 12:41

    偏僻的文献很有意思,野史往往最真实。期待下文。望从龙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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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卜雨 于 2012-06-05, 12:44

    见微知著,世说新语手法,更见主人公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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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6-14, 19:01

    今日购书: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旧版《野火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高兴),《蒋经国在赣南》(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杜尔凯姆《自杀论》,巴蜀书社《全本阅微草堂笔记》,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版),中华书局《清人考订笔记七种》,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Jin Pingmei》(齐鲁书社精装,1987年一版一印,品相极好)。其中Jin Pingmei颇为意外,昨夜有梦,独身故里,入于老宅,见此书于几案上灼灼生光。醒后犹真,果然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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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6-19, 08:18

    继续来看《传家》。

    庐山三陪领导人的日子即将结束。周恩来向歌舞团的演员们致谢,特地在宴会上敬酒,深得人心。并邀请演员们去北京,又说:“到了北京,由我们这些人接待你们。”一个星期后,歌舞团便直奔北京,一如周恩来说的那样,到北京之后,李银桥,吕正操,罗瑞卿,李先念,习仲勋,陈正人,贺龙等人先后宴请接见了歌舞团演员。最后,周恩来在紫光阁宴请。邹氏写道:“紫光阁及所在中南海院内,是典型的黄家园林,是皇亲国戚们休闲养性的地方,像我们这样一些百姓子弟能到此赴宴,当是万幸之事。”宴会上,周恩来“频频举杯,喝了许多茅台酒”。

    邹氏亲见毛游泳的本领:“他能在水面久浮不沉,甚至可以再26度的水温中漂上2-3小时,直是苍茫大地,唯他主沉浮。他确实喜欢开玩笑,经常在庐山水坝的深水中,用脚勾去他人手中的游泳圈,他的观点是:不呛几口水,不可能学会游泳。每次游泳结束,他会为我们每个陪同人员倒上一杯四特酒,然后说声:‘我睡觉去了。’”

    1966年,印尼***,中国认为这是美国的支持。“于是乎就有了中国外长陈毅的一篇慷慨激昂、引起中华民族振奋的讲话,其中两句:‘你们来吧,老子头发都等白了!’让中国人民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该书第94页,未知属实。

    文革爆发,邹氏也加入到了红卫兵队伍中,他回忆了监禁当时江西第一书记杨尚奎的经过:“我只记得有一次从江医红卫兵手中接来了杨尚奎,在江工住了两天,又在文化宫影院二楼住了一天,我怕出大事,因此和警卫员马库成跟在他身边,直到在南昌剧场文艺界开了一次会,他当众表了一个态后,把他安全送回了省委,为做到万无一失,我把杨的情况,每天向他家报告了一次健康状况。”此情是否属实,极其可疑。邹氏讲到文革,语言极其模糊,态度也十分含糊,从回忆来看,他明显地偏袒了自己。

    文革升级到武斗,流血事件经常发生。邹氏回忆,当时有一个同事,叫沈宝春。有一天晚上他在包家巷隔壁学校的凉台上睡觉,本来所有的人头都朝南,只有他朝北。子夜,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结果,一颗流弹正好击中了沈的脑袋,当场死亡,时年27岁。

    本书笔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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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杨典 于 2012-06-19, 09:49

    沈宝春的事很有趣,我可直接抄来入诗或随身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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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6-20, 03:43

    纪昀的聪明与博学,让《阅微草堂笔记》读起来十分好玩,且时刻有启示后人的妙语。卷七中有则故事说,有个叫申学坤的人,笃信道学,曾经在某寺看见一个和尚骗人钱财,用以吃酒喝肉,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奉劝大家不要随意施舍。结果,有天晚上睡着之后梦见珈蓝翩然而至,与他辩论这件事的利害,珈蓝说:

    君勿尔也,以佛法论,广大慈悲,万物平等,彼僧尼非万物之一耶?施食及于鸟鸢,爱惜及于虫鼠,欲其生也。此辈藉施舍以生,君必使之饥而死,曾视之不若鸟鸢虫鼠耶?其间破坏戒律自堕泥犁者,诚比比皆是。然因有枭鸟而尽戕羽族,因有破獍而尽戕兽类,有是理耶?以世法论,田不足授,不能不使百姓自谋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种,彼募化亦谋食之一道,必以其不耕不织为蠹国耗民,彼不耕不织而蠹国耗民者,独僧尼耶?君何不一一著论禁之也?且天地之大,此辈岂止数十万,一旦绝其衣食之源,羸弱者转乎沟壑,姑勿具论;桀黠者铤而走险,君何以善其后耶?昌黎辟佛,尚曰: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君无策以养而徒其生,岂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驷不及舌,君其图之。”

    这段话大致的中心意思是:佛法倡导众生平等,为了抗拒敛财而不施舍,必然导致和尚的死亡,这是佛法所不允许的。世界上除了敛财的和尚,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不耕不织者,如果像先生这样,对施舍周济他们的人都下个禁令,断了人家烟火,这世界上道德水平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倒退。因为人人都没饭吃了,自然要逼良为娼,铤而走险。

    注意,整个辩论中,珈蓝说了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

    然因有枭鸟而尽戕羽族,因有破獍而尽戕兽类,有是理耶?”

    倏然之间,这句话令我想到诸多世事。似乎在当下,只要提起某一特定的名词,很多人基本上连分辨都不需要,便直接得出结论:坏蛋。坏事。坏鸟。于是热潮冷风、挖苦打击,使事情一下子失去了严肃性。倒是煽动了这些言论的人,他们很得意,自诩为爱国者,民主人士,祖国的花朵,青年领袖。

    比如说,神九上天了,有人就说,这是解放军的神九,不是国民的神九;国家主席在会场里捡了一块不知什么东西, 有人说,这是作秀到底;柴油价格下降了,有人说,这是要准备再次暴涨;《舌尖上的中国》火了,有人说,这是在掩盖食品安全的真相。

    这类例子,多的简直列举不过来,而且有愈来愈猛的势头,所谓“因有枭鸟而尽戕羽族,因有破獍而尽戕兽类”,果真已经是这样一个局面。于是,我也想问,真的有这道理吗?

    大凡再优秀的事物,也有不足,大凡再不足的事物,也有可观。退而言之,我们并不否认这个社会已经成了一团浆糊,但是,我们也不能对这一团浆糊一概否定,毕竟,我们也生活在其中,我们组成了这团浆糊。如果打击范围过大,或者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一阵乱枪,打个糖葫芦,最后势必要伤害到自己。

    这也是民主与革命中可以大谈特谈的话题:很多人认为,这个社会一无是处,就像一堆朽木,最好的办法就是放火烧了它。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点燃以后,你没能力扑灭怎么办?火引到自己身上怎么办?这样的教训,并不是没有。

    “极必伤,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我一向欣赏这句话。很多事情,自己在心里都没有想清楚,怎么去说服别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更不是发疯。孙大炮虽然有一手吹牛的本领,可人家再怎么着也写出了《建国方略》,轮到吾辈手里,到底怎样才是民主,啥叫个权利,都没搞懂,就在那里要准备大干一票了。

    这样的民主人士,祖国的花朵,青年领袖,我可不敢追随,弄不好,怎么玩死的,都不知道。

    有一个词深受一些人的喜欢:魔幻主义国度。可是我认为,凡此种种,都是物象与外表,重要的是现今每个人都像吃上了***一样的愈渐疯狂和浮躁,以致于他们会拿非常小的事情去言说非常大的事情,比如说用一部电影去谈民主自由,用一个瞎子去谈法治社会,用一只飞船去谈爱国主义,搞到不谈的人都像个傻逼,满世界就剩下他们聪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魔幻。

    对于这样的爱国者,民主人士,祖国的花朵,青年领袖,我向来不看好。如果祖国能在他们手里茁壮成长,那么我这样的异端分子一定会被消灭。

    可是,久而久之,随着这样的人渐渐多起来,我也开始不加分辨的对待,看见他们指手画脚、非议国是就觉得没一个好鸟,因为我烦了。

    从一个陷阱里刚刚爬上来,又从一个陷阱里掉进去,这是我的悲剧吗?于是我继续低头翻书,百十来页后,看见纪昀又讲了一个狐妖的故事:

    有个狐妖在一家人的书楼里住了十多年,帮助主人打理书籍,颇得心意。有一天,主人和一群狐朋狗友在家喝酒,喝高之后开始讲各自最怕的事情,并约定说不出或说的不合逻辑者要罚酒,最后轮到了狐妖,没想到她说,最怕同类,众人不解,于是狐妖解释道:

    天下惟同类可畏也。夫瓯越之人,与奚狄不争地;江海之人,与车马不争路。类不同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

    看来这段话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本:我们是同类,都是害虫。于是乎,裹挟在这个深刻而不安的时代里的我们,终将被碾碎,无一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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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杨典 于 2012-06-20, 11:19

    从龙的文章越写越好了,深刻犀利,不乏引证谨慎。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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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6-25, 23:53

    今日访书,共得:《古今钱略》、《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泉史》、《古泉汇》、《观古阁丛刊九种》、《红藕花轩泉品》、《宋黄山谷先生全集》复印本(31册)、《辛亥革命时期货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三种、《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乡(镇)分布地图集》、《在七里屯人民公社里》、《中国作家梦》(马原)、《朱氏宗谱》(共23卷,1987年湖北朱氏重修)、《经史百家杂抄》、《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澳大利亚:文青云)、《花冈事件》、《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三种)、《中国刀币汇考》、《古尊宿语录》、《宋史》(40本)。花费甚大。

    其中《宋黄山谷先生全集》复印本(31册)开价1800元,尚在斟酌中。此书世间行复印本者,恐怕无多。

    另得:《访书见闻录》送余姚商略。得《燃灯者》、《巨流河》、《乡关何处》、《江城》送我启蒙恩师,故土偏远,难得时著,特赠几册略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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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6-30, 12:02

    早间淘书,计得:胡耀邦照片一帧(印刷品);狄金森诗钞;历史文物基础知识;一共6块钱。其中《狄金森诗钞》花了一块钱,在孔网上却要卖90元,还只有一本。这情况,根本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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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为我的启蒙老师寄书五册,信一封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7-02, 02:07

    张先生:

    见字如面。准备给你寄几册书回来的念头因为种种事情一拖再拖。迟至盛夏才能付诸,亦令你久等,谨致遗憾。

    这里的四册数是近一年半载间深得人心之作。《巨流河》是齐邦媛女士于85岁高龄出版的回忆录,从中可以觉悟一个伟大的时代和那些伟大的知识分子。《江城》是美国作家Peter Hessler (中文名何伟)的中国三部曲之一,他用一个外国人独到的视觉记录了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为我们对时局和历史的思考提供了有意义的讨论角度。《乡关何处》是大陆作家野夫的一部“怒书”,在如今这个极端平庸、极端浮躁的社会里,这样的文字已经不可多得,大凡有悲悯之心者,掩卷必有热泪盈眶。《燃灯者》是人文 学者赵越胜记述他与先师周辅成之间亦师亦友的著作,所谓“传到授业解惑”,我以为此书最可诠释这六个字。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本书在大陆的出版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阉割,这一向是当局拿手的把戏。

    最后一册《八十年代中学生》是一本摄影集,我之所以寄它予你,是想到你正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书中情景,应有所触。

    我如今读书,很少猎涉小说,多是人文社史类,随着年龄增长,对于诸如人们热谈的国是、时局似乎正在失去兴趣,从内心来说,我希望生活归于平静,理想归于平静,那是最好的自由。

    你上次提到的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已经在书市陕北很难找到,新版的《最后的贵族》也只在香港出版,日后有机会,我再为先生寄上。这个国家处处都是谎言。

    我目前在和几位朋友编一本杂志,赖以生存。婚姻亦初定,五月间置了居所,没有意外,便定居于此了。请先生勿念。

    希望这些书能对先生有益,同时请你保重身体。我每思往来事,深感先生当年对我启蒙甚深,补益甚巨,每念此处,方觉人生际遇,良师益友难觅,最为珍贵。去冬今春,谈及你的身体,我尤为担忧。再请珍重。

    就此。我们会有面晤的机会。

    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学生建平于南昌

    壬辰五月十四日

    pi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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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piggy 于 2012-07-03, 22:55

    写的很好,打扰了,想打听下云从龙老师的书一般在哪里淘的,如果方便的话能否提供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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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7-04, 12:55

    piggy 写道::写的很好,打扰了,想打听下云从龙老师的书一般在哪里淘的,如果方便的话能否提供下地址?

    每个城市都有不大不小的书市,我经常在这些地方转悠。你也可以按图索骥去看看。

    pi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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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piggy 于 2012-07-04, 13:07

    知晓了,谢谢云从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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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笔记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7-05, 00:09

    先秦之前,如孔孟所说的那样,邦无道,则隐,“乘桴浮于海”,隐士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国家责任。所以隐士即使面对君主,关系也不像后来那么紧张和森严。《庄子》鲁哀公就曾隐约地承认:“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但时代到了龚遂那里,则发生了明显的不同,他说“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奈何?”在他那里,自由的尺度已经很窄。

    有了这样一层意义,先秦之后的隐者大多面临这样的困境,要么被征召做官,要么拒绝,但后者往往伴随着一些代价,有的十分惨重。这里能够看出,先秦之后,隐者已经不能听任自己去选择个人生活的道路,体制之大,莫非王法。

    刘邦大位之后,孙叔通建议他从鲁地邀请一批儒生前来定制礼仪,其中有两位不愿意来,回信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

    时间走到王莽的时代,就变的有些戏剧了。当时的士大夫,争相隐居而不愿意被王莽请去做官,民间的隐者更是公开抗拒。公元9年王莽登基,派人去请龚胜,但龚称疾不出,使者无奈对其施加压力,意图胁迫上路。龚胜最后说除非自己死掉之后才肯出去。他对儿子说:“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十四天之后绝食而亡。

    根据现代学者饶宗颐的考证,当时像龚胜这样在王莽执政期间选择隐居而不愿做官的人达到了78人之多你(遗憾的是,他未收录进孔奋和大名鼎鼎的严光,见《西汉节义传》),其中26人宁死也不肯出仕。这一数字令人印象深刻。

    这些人比较有意思的是郅恽。这位老兄是个典型的朝天嘴巴。王莽当政后,他大胆上书说:“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故禅天下,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天为陛下严父,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意思大致是说,王莽违背了天意,破坏了秩序,如果不及时改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此言一出,王莽狂怒,将他投到了监狱里。但有忌惮郅恽精通经典和谶纬,不敢杀他。于是又派使者去求郅恽,暗示说前几天脑子被驴踢了,才说了不该说的话,只要写个忏悔书,就能出来做官。没想到郅恽根本不领情,大骂:“所陈皆天文圣意,非狂人所能造。”王莽无奈,只好将他关起来,后来遇到大赦,才捡了一条命。

    王莽垮台,郅恽被在积弩将军傅俊手下干了几年幕府,期间做了一件牛逼事,就是屡次规谏傅俊整肃军队,禁止盗墓和暴尸。四年后,他觉得那日子实在无趣,就回到了家中。正好其友人董子张的父亲和叔父为乡里盛氏杀害,董也大病将终,郅恽去看望他,对他说:“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在,吾忧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忧也。” 郅恽说到做到,随即带着宾客找到仇人,取其头拿给董,董见而气绝。郅恽最后县里去自首,说:“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县吏听闻,居然不想追究,拔刃自向要挟郅恽,郅恽才肯离去。

    后来,郅恽又跑到太守欧阳歙手下去做事,刚开始很愉快,后来大嘴巴的老毛病又犯了。一次太守设宴,大家争相拍马屁,最后太守表彰了一个叫繇延的邮督,说他根正苗红,是个好干部,可以考虑树立典型。所有人都没意见,只有郅恽不乐意了,随即大骂一通,太守登时傻了眼,慌忙说自己错了,但郅恽依旧不依不饶,按他的性格,好戏才开始,你甭想草草收场。就这样,一场饭局被弄的不欢而散,他也因此冒犯了顶头上司欧阳歙。当时郅恽有一个基友叫郑敬,他实在看不下去郅恽的狂傲,一发狠独自辞职跑到弋阳山去隐居。几个月之后,郅恽也一起来了。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后,乡间寡淡的生活就令郅恽烦透了,他对郑敬说,我俩是要效法伊尹和吕尚呢还是效法巢夫和许由,你自己看着办。郑敬选择了后者,郅恽则跑到了江夏,先是教书,再被举为“孝廉”,当了一个看城门的城管头儿,又一次过起了体制内的生活。有一次夜黑风高,皇帝刘秀打猎回来,要进城。这大概打扰了郅恽的酒兴或者约炮事宜,令他大为光火,任凭怎么理论,郅恽就是不开门。刘秀没办法,只好绕道中门。第二天,郅恽还觉得不解气,又写奏折批评刘秀,说白天玩,晚上也玩,玩的那么晚,那皇帝不用当了。“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时值乱世初治,刘秀虽然生气,但必须装逼,只好奖赏郅恽布匹一百,还将那个放他进来的中门侯给降了职。

    牛逼的郅恽,后来又去了长沙,晚年写书,患了中风,不好不坏地就去了。他有个儿子叫郅寿,也是个倔牛犊子。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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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购书及《放生》一篇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7-19, 01:52

    最近购书:

    《保罗·策兰诗文选》、《希尼诗文集》、《青年诗选1985-1986》、《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布拉热洛纳子爵》(上下缺中),单田芳评书两本。《摇落的风情》、《三峡日志》。后面两本在拾得书屋购得。另外赠《今天》飘风号一本给拾得书屋。18日晚间寄出给商略的《访书见闻录》。

    很多人都追捧策兰,但是我读了几夜,实在觉得生涩难懂,不知道是否与自己的阅历或悟性有关,我甚至不认为策兰是优秀的诗人,整本书只有几行句子令我印象深刻。

    喜欢终归有喜欢的理由,不喜欢也便是不喜欢。今日看不懂,未必来日看不懂,来日仍然看不懂,也就是看不懂。诗是直通心灵的语言,最不必强求。

    再略记述一件事情。


    在赣州出差七天,早晨出去办事,中午回来睡觉,晚上躺在床上读《保罗·策兰诗选》。这座城里没有我认识的任何朋友,只能读书度日。

    最后一天,早晨六点起床,赶去拍摄建春门浮桥,结果还是错过了最佳时间。建春门向北,就是著名的八镜台,再后面,是螺蛳岭,一边住着辛幼安,一边住着蒋经国。

    八点多的时候,一个人在桥上散步,看东看西,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和一位老人用一只袋子提着几只乌龟站在桥边。女子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穿着一件蓝色水衫,白色裤子,个子不高,齐耳短发,嘴里似乎念念有词,老人蹲在桥边,解开袋子,捧出乌龟。我看懂了,他们在放生。

    我总喜欢围观,这样的事情断然不能错过。走近了去看,才知道女子念的是大悲咒,经文写在张纸上,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一字一句地往下念,老人随即将几只乌龟送下了水。这时候走过来两位中年女人,她们不知道对女子说了什么,我只听懂了几个字,大意是最好去江里放生。于是老人将取出的乌龟又装回去,由女子拎起来向码头走去,我想看她们放生,也跟了过去。

    浮桥是用竹筏搭成的,上面铺着木板,由钢索拉着,踩上去嘎吱嘎吱直响。女子走到码头上,老人没有再跟过去,他推着自行车兀自回去了。女子也不理他,便和几位船工搭讪起来,请船工带她去江心。

    每个船工看上去都是黝黑的皮肤,笑的时候牙齿露了出来,很白。一位大约三十来岁的船工爽快地答应了女子的请求。这时候,我站在桥边上看着他们。女子回头看了我一眼,对我说: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我说:我正想呢。

    我们一起上了船,这下乌龟由我拎着,端在一个脸盆里,一共有五只,每只都有牛肉拉面的碗口那么大,龟背上的纹路清晰可见。女子说,这是巴西龟。我问她,你为什么做这个?她说她是放生会的,我不知道放生会是一个什么组织,但隐隐觉得她是一个佛教徒。

    船开了,船工招呼我们坐稳一点,这时候我听见船工叫了一声阿朱。

    阿朱站在船头上,随着船速放快,两边的青山绿水从我们身后飞去。我想起辛弃疾当年在此写下的诗句:“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如果不是亲临江上,我无法体会出这诗中的境界。

    一股凉风扑面而来,她张开双臂,闭上眼睛,陶醉在这短暂的旅程里,我想拿起相机为她拍张照片,她马上转过头去,连说不要拍,不要拍。我只好停了下来。

    船走了大概十分钟,终于走到了江心。这里是章江和贡江的交汇处,两条江汇合之后流向鄱阳湖,便是赣江。江西称“赣”,便由“章”、“贡”组合而来。

    船停在江心里,阿朱催促我赶紧解开袋子,将乌龟倒出来。我照她的话做了。然后又抓着龟背,轻轻将这些小家伙拎到船舷上,第一只刚落地,就扑通一下跳进了江里,打起的水花,溅到了我的眼镜上。阿朱激动地惊叫起来,身体前扑后仰,江风将她的短发吹得很碎。

    剩下最后一只,停在船舷上,一动不动,就像死了一样,怎么也不肯“跳水”,阿朱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哄小乌龟听话一样,但它还是不买账。阿朱看了看表,她还要上班去,便叫我拨一下小东西。我轻轻拨弄一下,一个趔趄,就栽了下去。船工师傅开心地笑了。

    五只乌龟全部放完了,阿朱似乎轻松了许多。她招呼船工掉头上岸。很快就靠了岸。这是江的另一边。阿朱向船工道谢,问要不要给路费钱,船工连连摆手。临走的时候,船工对阿朱说,以后有事就找我。

    到了岸上,阿朱问我是不是这里人,我说我是来出差的。她忽然瞪大了眼睛,说,她还以为我是这里人。我笑而不语。接着她问我是不是住宾馆,我说是的。又问我住哪里?我说住在山水大厦。她说她正好在那旁边上班。我不知道说什么,她问我,要一起回去吗?我说可以。她说她有电动车。我说我会开,我带你。

    于是我带着她,在这座陌生的小城里,感觉迎面吹来的夏风,热乎乎的。

    我问她,你算不算是一个佛教徒?她说目前还不完全是。我说怎么会去想到放生。她说她在吃素,吃素可以保护环境,放生让她感到一种宽容。我说这种宽容是什么呢?她顿了顿,说,暂时还说不上来。

    我又问她,你为什么去吃素呢?她说一年前她的一个朋友带她去听了一堂国学课程,专门讲孔孟之道,礼义廉耻,那里主张吃素。她觉得很合她的心意。于是就选择吃素了。我说我也喜欢孔孟和传统文化,她于是鼓励我也可以尝试一下吃素。我说我做不到,不过我身边这样的朋友倒不少,也有信教的。她于是和我讨论起了信仰,她说吃素除了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令人有敬畏之心。

    “敬畏之心最重要了。”她忽然说了这样一句。

    接下来我知道了她是一位妇科护士。她说她每天看到那么多的病人,她们有太多的痛苦,很多其实都是吃出来的。如果吃素的话,就会好一点。

    你有没有二十岁?

    远远不止,我二十五岁了。这个回答令我大吃一惊。

    车子绕了几条街道,阳光恍惚,很快就到了她工作的单位门口,果真离我住的宾馆很近。我将车子交给她,本来想给她一张名片,最终没有。

    我们说了声再见,就此别过。我们肯定再也不会遇见。因为我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当晚,我又去了八镜台。一个人看完了黄昏,忽而有点累,就枕着背包躺在在江边一棵百年老榕树下的石凳上睡着了,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只乌龟,往复在江上渡人。

    深夜,我坐着火车回到南昌,途中仔细回忆这段经历,发现有一个环节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放完乌龟,船工将船靠到了对岸。而我记得很清楚,阿朱的电动车是在河的那一边。可是,我们是怎样走到我遇见她的地方的。那个浮桥,离我们还很远。

    直到现在,我都回想不起来这个过程。也许,这就是事物的秘密。
    (文章地址及图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69d1c01014m1x.html)




    由云从龙于2012-07-19, 13:42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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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杨典 于 2012-07-19, 10:41

    从龙的文字真的越来越好了,这一篇我尤其喜欢,写得好(幽美,曲折而又具有含蓄的思想)。


    _________________
    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42314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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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销术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7-19, 15:23

    处处都有谎言。每天上班都要穿过一条长长的步行街,这是这座城市里最繁华的商业街,从早到晚,都会看到各家店铺竭斯底里的叫卖,各种促销应接不暇。有一天,我听到这样一句:

    因厂房搬迁,导致大量库存,现全部降价处理。

    我就这样走着,根本没有想什么。但是这句话钻进了我的耳朵。略微一想,分明是假话。

    我在工厂里呆过那么久,处理库存是企业常有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听过因为厂房搬迁而导致大量库存的。厂房时不动产,产品是流通物,这两种物品在权属上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考虑生产流通环节的各个要素,厂房搬迁导致产品紧缺倒是十分有可能的,这很好理解,比如说厂房搬迁使得生产停顿,市场供应拉低了库存,畅销的产品因此而缺货。

    这样看起来,这句话根本就是一句假话。

    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想,都愿意相信。并且随着这句话不断地传播,不断地轰炸,店里的人不见得会少,而是大量涌入。大家都想要去做慈善一样,纷纷跑进店里,挑选上几件,心里美滋滋的:看呀,我多好呀,我在帮你消耗库存啊。

    这是国人善于使用的促销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不计其数。有时侯你会看到一家商店,四周贴满了“店面到期,最后三天,不惜成本,狂甩到底”的广告,你或许心动了,真以为捡到了便宜,但是三天、一个月、半年之后,你发现他们还在这样。这时候你也视而不见,因为你早忘了你购买的经历。

    为什么要用撒谎或欺骗的方式去营销呢?一家玉石饰品店里,所有的玉石首饰样样五元,老板在店里高悬铭牌:假一赔十。你能相信五块钱就能买到真的玉石吗?如果有人较真,那岂不是赔的很惨。

    我有时候分不清是谁在撒谎,或者这事情到底有没有错。但是,用一些明显听上去就错误百出的话去行销,我总觉得不是那么正常。现代社会里,商业精神有时候会主导一个时代的观念和价值判断。可是,谎言行销术通常会令我们对谎言失去抵抗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一效应如果扩散到日常生活中,就很容易滋生问题。糟糕的是,我们已经成了这样。

    对于谎言视而不见,见怪不怪,就像和鬼生活在一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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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得书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8-06, 02:27

    天气酷热之后,很少去逛书店,能不到外面走动就不走动。这几本书,大多是在上下班路上走过废纸收购店门口发现的: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三联书店,1971,内部参考)
    这本书排版有些像大字本,可能是给一些领导或特别的研究单位特供的,看起来很舒服。翻开之后戳着一枚公章: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如是我闻:走火入魔启示录》(何士光,海南出版社)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它似乎要为90年代的气功热推波助澜,又似乎要提醒人们不要误入歧途,而作者本人当年又是贵州文学界的显赫人物,这样的身份,令这本书有些扑朔迷离。更加扑朔迷离的是90年代的中国气功以及特异功能,如今看来这更像一个笑话,但鸟瞰那些参与者,居然连国家领袖也乐在其中,由是而观,所谓五四之魂,民主,科学,根本就是扯淡。何其权威的中科院,在那个时候居然在为各种神童、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做权威鉴定,1999年,铺天盖地的取缔轮子,如今看来也是一场叫魂。
    《人论》(【德】恩斯特·卡西尔,上海译文)这是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的一种。这套书我快齐活了。
    《三刻拍案惊奇》(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个本子是根据北大图书馆的善本整理的,与书市上常见的本子完全不一样。
    《野火集》(湖南文艺,1988,龙应台)
    《石头镇》(中国社会出版社,江西诗人杨瑾的诗集,马策写的序言。)
    买这本书,纯属因为看到了序言,可以作为办公室的笑谈。
    《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刘德中等翻译)
    这个本子的网格本在孔网上价格惊人,这本书品相不错,加之又是中短篇,便买下了。我自己还有一套2006年上海译文托马斯·曼的精装本。
    《续新齐谐》
    这是一个石印本,品相很差,书口有三分之一多被虫子吃掉了,所幸的是单页文字完好,共上中下三卷,从目录看,缺少了最后十二则。卷上开始时写有“随园老人戏编”字样,即知是袁枚作品。但具体的出版年代完全看不出来。我凭借纸张、排版等推测,这本书的年代可能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风格非常像上海广益书局的手法,但用纸略好。在孔网上查阅,看到这个本子只有木刻本,石印的没有,无法做更细致的比较。
    《续新齐谐》,顾名思义,就是《新齐谐》的续编,《新齐谐》可能陌生了点,但《子不语》但凡读书人都知道。我当时在废品店里一眼盯着这本书,生怕主人识货,没想到最后只给了2块钱。
    对于爱书之人,尤其是掏旧书,废纸收购店应该是个不错的去处。一则非常便宜,二则很多废品店都是旧书店老板们的货源,从这里找点东西,有时候会令人眼睛大亮。
    《布拉热洛纳子爵》,上海译文,大仲马
    这是厚厚的三大本,第一次看到大仲马的这套书,可惜只有上下,没有中卷,我还得再配一本。

    这本书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的博客里经常迎来一位叫应宗强的先生,日子久了,我略略知道他和我在同一个城里,也是好书之人。但我以为我们从未谋面。就在我买大仲马的这套书当日,我们很偶然地相遇在一个书店里,他先看到我,说,你是云从龙?我回答是,您是……,他说你昨晚还在我的博客里留过言。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应老师,应宗强。这时我才隐约想起来,我们似曾见过,他说我开书店时他来过,但我印象不深了,我问他你是不是一个会计?他说他是叫财会的。这下我记起来了。两年前的冬天,在薛源的读者见面会上,他在场,开场介绍时有人说他是搞会计的,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我第一次去青苑书店,那一次在座的很多人,后来都和我成了或近或远的朋友甚至兄弟,比如卜雨。我还记得那一晚下着小雨,卜雨带着萧轶、赵老板到了我的书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萧轶和赵老板,对萧轶的印象并不深,后者身上却有一股空灵的气场扑面而来,挡也挡不住。我一眼看去他的打扮和状态,便知道他是参禅的人。
    赵请我们仨吃饭,因为书店里还有读者,我一直走不开,害的卜雨过来喊了好几次。终于人都走了,我关了门,过去吃饭,送他们每人一本《今天:纪念张枣专辑》。我记得特别清楚,赵当时给我递了名片,说自己打算做一个书吧。几个菜里面有个红烧猪蹄,我十指并用,吃的满手是油,头上直冒汗。
    这才是一个故事的开始。那晚在去青苑书店的路上,萧轶和卜雨两人一直嘀嘀咕咕,他们说的很多人我都不怎么知道,后来说到了马克思的中国化问题,我插了几句,那时候我觉得,萧轶和卜雨关系非常好,可谓志同道合。
    先说到这里,再回头说说应兄。博客上互粉日久,现实里却没见过面,如今一遇,自然高兴。这本《布拉热洛纳子爵》正是在他的指点下买的。离开那个书店后,我又拉他去有龙看了看,然后他送我到了拾得书屋,约定有时间去看张国功的藏书。

    《青年诗选:1985-1986》
    《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中国文联,1988
    该书的封底写着一段话:“你想了解中国当代诗坛吗?你想知道继北岛、舒婷之后诗歌界谁领风骚吗?本诗集将向你展示……”如今不禁哑然失笑。
    最后,8月3日晚在蔡天新的读者见面会上托同事签了四本两种书,留一套,卖一套:《飞行:一个诗人的旅行笔记》,《小回忆》,前一本已经翻完,无聊之作。这个时代出不了张衡,一个数学家,还是好好理理人类的逻辑问题吧。

    相关书影图片见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69d1c010151fl.html


    由云从龙于2012-08-06, 15:02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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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8-06, 02:36

    这里有一个关于书籍各个部位名称的图解我认为很有意思,尤其对于书籍修复就显得专业而科学了,值得了解。
    链接如下:http://hi.baidu.com/pgy090944/item/87f6ce3646c47cf2e6bb7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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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在旧书市中淘书、贩书的经历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8-23, 06:47

    罗家集、文教路上的旧书店,除了这些地方可以供我贩书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滕王阁的书市。

    滕王阁是江南大名楼之一,它的名气到底有多大,就不必多说了,但今天的滕王阁,与王勃文章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已难以匹配,也令人相当扼腕。我曾听很多本地的朋友说,只有不了解这座城市的人才会去滕王阁。一位天命之年的前辈跟我说,他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也只上去过一次。这大约是本地文化人的一种心情吧,大家更愿意去品位书中的滕王阁,而眼前的这栋江南名楼,早就与记忆没有关系了。

    不登滕王阁,或是正常的事情,但不去逛滕王阁的旧书市,可能属于孤陋寡闻了。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书痴”而言,滕王阁对他们最大的意义,大约就是这定期开放的旧书市。

    和北京潘家园旧书市、杭州省图旧书市一样,滕王阁的旧书市每周六、周末早晨准时开放,如果要想掏到好书,必须得早晨五六点钟就到场,等着一个地摊一个地摊的书市次第开张我认识一位退休老师,是滕王阁旧书市的铁杆粉丝,而他淘书也有偏好,别人淘古籍、线装书,他一概不要,他只淘香港的《前哨》,多年下来,他在书市上收获的《前哨》居然有上百本之多。

    按照某种观念,《前哨》是右翼刊物,有悖于当局的执政理念,自然属于禁行印刷品,可有人却能在滕王阁旧书市上斩获颇丰,足见此处体量之大,“珍本”之多,也惟其如此,才吸引了大批书痴入市抢书。

    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胖大姐,据说她姓桂,书市上的便叫她阿桂。她在滕王阁书市摆摊多年,深得书痴们信赖。每次当她出现的时候,书市都会迎来一次高潮和爆棚。

    滕王阁旧书市开的特别早,多半原因在于书贩们提前入市争占地理较好的摊点,唯独阿桂例外她每次来到书市,差不多都是七八点的样子这个时候,从滕王阁大门旁边一直到附近房屋的墙根深处,密密麻麻的摆满了地摊,不仅有旧书,还有各种古玩、钱币、邮票甚至生活用品,而此时此刻书市上的人也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有时想借过一下都要费好半天功夫,倘若要想找个“得势”的摊点,比见缝插针还难。

    恰恰此时,阿桂骑着电动车着四口袋书来了。她的出现,令书市一下子沸腾起来还没等车子停稳,大批人马已经将她团团围住,有的主动给她扶车,有的主动解口袋,但见口袋落地,几十双手一齐上阵,又是撕又是扯,口袋扎紧的绳子终于散开,这时候,手脚必须得快,捞住一本书赶紧死死捏在手中,愣不妨就会被别人挤兑走。这边的几个人抢占了一个口袋,开始抢书,别人挤不进去,只好再去抢其他的口袋。此时的每个人,都像一只饿狼,原形毕露,饥肠辘辘到眼睛发绿,看见猎物就在眼前,大有不择手段的样子。阿桂看着这副情景,自然会笑的合不拢嘴,却又有些不好意思,只好含含糊糊地说几句:

    “慢点哦,慢点哦,每个人怎地都像狼一样,这是要吃人么?”

    群狼早就饿疯了,全然不顾主人的吆喝,只管埋头向书堆里去。几分钟的功夫,四个口袋里的书已经被瓜分完毕有的人没有淘到自己喜欢的,就会哭丧着脸问:

    “阿桂,怎么没有我要的书?”

    “都在这里,你自己不是看见了吗?”

    阿桂才懒得这些书痴们客气,她现在要做的是收钱。每个淘到“宝贝”的人,都围着她站成一圈,开始讨价还价。

    “一、二、三、四,一共四本,一本五块钱,老顾客了,算你十六块。够便宜了吧?”

    “三本,六十。看好了,这可是民国的,人家出我一百我都没卖,我可是专门留给你的。晓得吧,缺了一本,不然六十,六百还差不多。”

    “这个是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跟江青写的那封信你晓得不,就是那时候的,二百,不还价……嫌贵是吧?给我放下。”

    “这是老照片,五十年代的,前天一个人要挑一些去,我不愿意,你要,就一枪打,八十,不还价,全拿走……不要,就别挑。一张都不要动。”

    这是阿桂经典的“炒货”方式,她嗓门大,干脆利落,毫不含糊,每本书过一下手就开始报价格,熟的就像在背书。对方要是乐意,就掏钱,不乐意,再还价,差距太大,对不起,一把夺过书来,再吼一声“谁要……”,话音未落,书已经被下一个卖家抢走了。

    这也是滕王阁书市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阿桂每次出现,都会将书市推向高潮,我第一次去滕王阁书市,便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次去滕王阁旧书市是在一个初冬的清晨。我早就听说去那里淘书,必须得赶早。那天早晨天气很冷,我六点半出门,天才蒙蒙亮,我以为时间尚早,谁知到了之后人已经很多有几位朋友看见我来了,热心地向我介绍摊点的情况,他们说这里的书很便宜,如果看到好的我可以买一些回去,放到书店里能卖个好价钱。我深以为是,一个蚱蜢扑进书市里,挨着书摊挑挑拣拣,一个小时之后已经“收购”了几十本旧书,这时候,阿桂来了。我对她并不熟悉,看见别人一哄而上的时候我也想冲上去,但挤了半天也挤不进去,正在迷茫间,阿桂斜了我一眼,嗓门立时大起来:

    “哎呦,小老弟,买了好多书哦,复活,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全是外国文学啊。以前没见过你,外地来的?”

    阿桂太有亲和力了我说我是开书店的,她问书店开在哪里?我说在文教路上,她说文教路上那些人她全认识,就是没见过我。我说刚刚开,还在找书。

    接下来她很客气地给了我电话,并告诉了我她旧书店的地址,她说,文教路上的人经常去她那里进货。我立刻回答:我今天就去。

    这之后,我找到了她开在半边街54号的旧书店不大的一个屋子里,上下两层,堆满了旧书,从言情小说到陈旧的党报合订本无所不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成了她那里的常客。她甚至跟我直言不讳:“我喜欢跟你做生意。”我知道,那是因为我遇见喜欢的书,很少还她的价格。

    滕王阁旧书市上邂逅阿桂,并不是最有趣的事情。在旧书市里,买书,卖书,以书交友那才是说不尽的故事。

    书市去的多了,就会发现和记住一些老面孔,大家有时偶尔交流几句,也就成了不远不近的朋友,但说实话,像我这样的青年人逛旧书市的实在少的可怜,旧书市上大多是上了年纪和退休后的老人,对他们来说,读书是一种生活,逛书市更是一种乐趣,当然,也有很多旧书收藏者,以及我这样的二手贩子。无论哪一类人,大家买书都会有各自的特点,有的人喜欢连环画,便与专门卖连环画的书贩磨牙斗嘴;有的人喜欢古典文学,如能淘到一本不同版本的《平妖传》便喜上眉梢;有的人喜欢“红色”书籍,便会对任何一本过眼的“红宝书”精挑细选;有的人喜欢外国文学中的“网格本”,每次脑海里打转的都是稀见的《耶路撒冷的解放》,而每次都难以如愿;有的人喜欢港台“过敏”书,即便盗版的《晚年周恩来》也会毫不犹豫地入手。总之,人人都有爱好,有趣的书事,简直不胜枚举。

    有一次,我花10元从一个书摊上买到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精装本《三家评本红楼梦》下册,站在我身后的一位老先生比我晚了一分钟,没办法,只好看着我将书带走。过了一阵子,他居然在人堆里找到了我,低声低语地说:

    “小伙子,跟你商量一下,你买的那个《红楼梦》能不能转让给我,我给你十五元,反正也是残本,你就卖给我吧。”

    我想都没多想一下,当即回绝,没想到他开始加价,二十三十、最后一直加到八十元,我还是没动心。我说,不是价钱的问题,而是我不想卖。他看见我说的很真诚,只好悻悻地走了,边走边摇头,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没过几天,他到了我的书店里,彼此,他才知道我原来也是个卖书的《三家评本红楼梦》就搁在书架上这回可被他逮住了,但我还是不卖。我这次的理由是想配一本上册。没想到他说,他有上册这回轮到我动心了。我说:

    “老先生,我出一百元买你的上册。怎么样?”

    他淡定地笑笑,回答我:

    “还是那个价,八十元将下册卖给我,小伙子,半本红楼梦没用啊。”

    两个人就此开始打心理战,各自陈述理由,都希望能将对方降服。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他买了一本另外的书,带着遗憾的笑容走了

    十多天之后,我的一位朋友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也看上了这本《红楼梦》,于是央求我转手给他。朋友情面是我平生最大的弱点,仿佛被大黄蜂蛰了一口,我再也抵挡不住,最后,二十元成交——我乐在其中,赚了十块钱啊。

    想不到的是,第二天,那位老先生又来了,他一进门就对我吼起来:“年轻人,你不懂规矩啊。三家评本的红楼梦我跟你要了多少次,钱也不是问题,你却不肯卖给我。看不起我吗?”

    我忽然觉得难堪之极,他的情报居然这么迅疾,我慌忙解释,他根本听不进去,最后愤怒地甩给我一句话:“都是爱书之人,你也有点学问,做人不要这样。”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来过我的书店。滕王阁的旧书市上,他也逢市必至,但再也没有与我说过话。

    如今想来,我的确让一位老人失望之极,必遭报应。没多久,“报应”真的就来了。

    那是一个初春的早晨,我在一个书摊前看到一本英文版书籍,十六开,精装,巨厚,我翻到后面的版权页,仔细一看,竟然是1934年的出版物,再看内容,里面全是各种美国日用产品的介绍,比如罐头、牛奶,香烟、糖果,更意外的是,上面有各种手绘的广告,人物、场景栩栩如生,而且全是彩图,颜色有些像“月份牌”的风格,最难得的是每一种产品介绍下黏贴有各种包装盒以及产品包装纸,并有详尽包装图解。我仔细辨认那些包装纸,一眼断定它们的年龄至少和这本书的出版年代相当。我一页页地翻下去,直至扉页,看到了一行朱笔题字:“上海洋行第卅号,民国廿五年”。这个发现令我欣喜若狂,心跳徒然加速。我开始在心里打小算盘,别的不说,光是这些彩绘和包装纸,什么烟盒,牛奶盒,罐头盒,糖纸,都堪称稀见了,何况整本书品相极好。

    我努力按住自己狂喜的心跳,询问书贩价格,对方说一百二十元。我说贵了,就一本广告册子,又不是什么古籍,六十成交。书贩不愿意,理由是这是民国洋行的里出来的东西,最低八十元。这时候,我四周围了一圈人,都在看着我们讨价还价。我半蹲在书摊前面,大约觉得自己一定能砍下价来,终于得意的忘乎所以,将本来拿到手中的书放在了脚边,双手跟着唾沫一起飞舞着还价。就在这一瞬间,我旁边挤进来一个大胖子,西装革履,一袭风衣,黑色礼帽,他拿起书只翻了两下,听见我在为二十元的差价和书贩扯皮,迅速拿出一张百元大钞:

    “老板,给你一百,不用找了, 这本书归我了。”

    “喂,你这人怎么这样,没看到我在跟老板讲价吗?”

    “讲什么价,书又没在你手里,你又没付钱。你懂不懂规矩?”

    胖子人高马大,一句话就塞住了我的嘴巴,没等我反驳,拿书转身便走。

    我一下子懵在了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书不在我手里。一股难以言说的悔意、遗憾从心头涌起,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自负的武士被名不见经传的剑客彻底击败。我迅速离开书市,骑车回到书店。这一天,只要我一想到早晨的经历,就觉得如鲠在喉,茶饭不思。

    往后的多日里,这本书成了一块阴沉沉的心病,只要想起它,我就懊恼自己的失误和糊涂,怎么能将到了嘴巴的“肥肉”又吐出来?怎么会为了二十块钱去没玩没了地还价?这太不像我的风格了。

    只有梦中,我看见自己将它牢牢地握在手中。这是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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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奔在钢丝上的帝国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9-23, 17:24

    1959年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处于大动荡的前夜。历史上著名的“三年饥荒”也从这一年开始发端。闭幕于1959年8月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所发出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有意挽救当年大面积溃败的经济状况,同时也是为响应***在前半年关于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表态。该年2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以人民公社会核心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最终,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特别规定,在清理“共产风”问题时,旧账一般不算。但仅仅两个月之后,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又决定“旧账”都要算,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两个重大决议。其中《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指出“工农业总产值计划为2870亿元,比1958年的2050亿元增长40%,即增加820亿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和手工业产值计划为1650亿元,比1958年的1170亿元增长41%;农业总产值计划为1220亿元,比1958年的880亿元增长39%。”这一草案通过后,诸多硬性指标陆续分摊到各省,全党全民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被调动了起来,但实际上,该年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受到了“重创”,尤其是“大跃进”中出现的各类虚假、浮夸以及大量违背市场和自然规律的“生产事件”,使得国民经济损失严重。这一年四月底,***甚至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真话等六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信》。“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等表述一时成为“伟大而正确”的行动指南。对于当年的实际情况以及全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困难,毛究竟看得入木三分还是雾里看花,很难评判,但从这篇《党内通信》中,多少能看出毛的隐忧。身为最高领袖,要亲自写文章“检修”国家机器中最不起眼的螺丝钉,显然本末倒置了。毛的专制和独裁隐约可见。

    6月,中共中央听取陈云的意见,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指示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实行稳增长方针,但就全国而言,宏观经济面上的全线溃烂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持续深入并没有丝毫停顿或减弱;另一方面,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更大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中。1959年夏季,中共政权的核心领导人集聚庐山,彭德怀首次公开批评***,遭到后者严厉而毒辣的反击,毛狂妄地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由此,中共开始走向一党独大,党内外民主生活遭受了空前破坏。

    在庐山,除了毛与彭的较量,还检讨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并相应地对主要生产指标做了调整,要求“节约增产”,同时,又发动新一轮的生产高潮,企图超额完成任务。古老而自大的帝国,仍然狂奔在钢丝上。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8月16日闭幕的八届八中全会发出并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这个决议应该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较为有意义的判断,它预见到了当前民生的巨大困难和各方面的不利因素,但并未拿出有效的方案,除了开源,便是节流。因此,决议中明确表述:“国家机关应该首先作模范,克勤克俭,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对于粮食、煤炭和其他供应还不算富裕的消费品,一定要在一切居民中提倡节约,克服浪费。农村各人民公社要普遍注意把粮食管好用好,对粮食、薯类、瓜菜、饲料、燃料等的生产和消费,要根据有备无患、细水长流的精神,作好长时期的统筹安排。对鱼、肉、鸡、鸭、蛋、食油等副食品,应该努力增加其中的商品部分,以便保证增加社员收入,增加城市供应和出口,支援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城乡居民中都要大力提倡储蓄,使个人暂时可以不用的现金,在建设事业中得到合理的、有效的利用,既有利于国,又有利于家。要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不但要善于安排生产,而且要善于安排生活,会过日子,精打细算,留有后备。”

    随着八届八中全会的闭幕,这个决议被下发到地方,围绕增产节约,各省迅速行动了起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张“定期储蓄存单”。很难估量这两块钱对一个国家能有多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此,中国的噩梦开始了。即使在第二年,熊九金拿到了相应的一角二分利息,都有可能卖不到东西吃。(以上内容还将继续补充,相关图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69d1c010164k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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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国情报”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09-23, 17:27

    《救亡情报》是抗战时期上海媒体界众多报纸中的一种,创刊于民国25年(即1936年)五月六日,署名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国难教育社编辑及发行,每周日出版。至民国2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共出版30期,其中有四期号外,分别为“九一八五周年纪念血案号外”、“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号外”、“援助日厂华工罢工号外”、“西安事变号外”四期。

    发刊辞中写道“‘抗敌救亡’,已是中国全体民众的呼声。只有极少数早为国人所唾弃的汉奸顺民,在那里主张对敌妥协,谈判;也只有极少数的卑鄙无耻的‘官僚学者’,会散播汉奸理论,讲什么‘三天亡国论’,‘唯武器论’,为汉奸们的不抵抗主义,投降主义辩护。

    我们明白各社会层分子的利益,只有在整个民族能够继续存在的时候,才能谈到。在这大难当头,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与敌人及敌人的走狗——汉奸们斗争。

    我们为了检讨各部分救国工作的得失,使各地方各界人士,能积极参加救国工作,从救亡斗争中检阅自己阵线里工作不够的地方,互相批判,以加强我们的力量起见,所以才共同发行这个小小的刊物。我们深望各地方各界的读者,一切不甘做顺民的人们,能炼成钢铁一般的阵线。”

    按照普遍的说法,1936年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此时的日本已经对中国步步紧逼。东北三省已经完全被蚕食,华北实际上也被日本控制。1935年,日本通过制造一系列事件以及舆论鼓噪,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国民政府受到内外时局的困扰,被迫退步,最终促成了华北在名义上的“自治”。华北“自治”使人人深感恐慌和愤怒,“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局成为头等国事。在这种背景下,长期与国民政府武装斗争的***迅速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就是《八一宣言》。这份宣言从根本上来说是两党斗争的产物,但其高明之处在于字字珠玉,抓住了国人普遍要求***、救国安民的心理,所以一经发出,便得到了社会舆论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拥护。

    193512月,从北平始,国内开始相继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目的的大规模群众抗议,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次运动将抗日救亡的舆论气氛推向了最高点,同时,按照后来的说法,这一运动是由***组织和领导的,***在后来的讲话中公开说道:一二九运动和中国***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很显然,1935年***在战略上大获全胜,逼着国民政府将舆论力量和军事力量由“剿匪”转移到了抗日上来。这也怪不得毛在建国之后要对日本说,感谢你们的帮助。毛很清楚,如果没有华北事变以及日本的步步紧逼,全国就不可能形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舆论气氛,如此下去,没有几年时间,***其武装政权或许就会被“围剿”殆尽。而毛和中共骨干的聪明之处恰恰在于,善于操控时局,制造舆论,使得形势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在所有的社会族群中,青年学生是最容易操纵的,知识分子是最难对付的,但是,知识分子又在乎名节,他们最不愿意在大是大非上被道德诟骂,***对此一清二楚,先是鼓动学生上街,进而制造***声明大义要求抗日的舆论假象,再次绑架知识分子上船,声援共党,到了这一步,国民政府已经十分窘迫。

    1936年3月25日,复旦大学发生了军警冲进校园逮捕亲共学生的暴力事件,震惊国内,事后,学生一直要求校方开除两名“汉奸”学生李本宽和皮禹,因之而在校园内举行了数次集会,并坚称“复旦救国阵线”遭到了空前浩劫,但实际上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是单纯的爱国行为,军警应该不会如此粗暴地对待学生,问题就在“亲共”上。5月17日《救亡情报》第三版的《复旦通讯》报道:“正当救国会的代表报告时,校长忽然气昂昂地冲进会场,勒令同学马上散会。同学若有发言质问的,即被指为***,于是全场大哗,嘘声四起,校长就在‘反对压迫爱国运动’的声中退出会场。”上文说到“一二九运动”***发挥了组织和领导作用,那么可以推测***当时在各个大学的活动是相当频繁的,青年学生被煽动起来,从事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自然要遭到弹压。李本宽、皮禹二人在“三·二五”事件中沦为“带路党”,遭到学生的集体唾弃,其原因除了搜捕所谓“***”,还有严重滋扰学校,伤害师生,后者尤为令人愤慨。5月17日第五版《救亡额情报》编发了短讯,题为“复旦优待汉奸学生”:“复旦破坏救亡工作,引导军警逮捕爱国同学的汉奸同学李本宽、皮禹两名之处理问题,据闻已告解决。李本宽本学期不回校,皮禹因本校期毕业,经市当局向学校当局交涉,赠送皮君一张毕业文凭,就此了结,斯举实为复旦三十年来之创举云。”显然,报纸及学生方面对这样的处理极其不满,而当局则明确地保护了李皮二人。

    “三·二五”事件是复旦校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救亡情报》创办于该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一直到其休刊,差不多经历了225天,这期间,国内抗日救亡风起涌云,可以说是最为高涨的时期之一。期间发生的大事有“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后者最终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也历史性地给了***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

    193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距离“西安事变”的发生过去了五天,《救亡情报》完成了它的第三十期“休刊号”,这时候,距离“七君子”事件的解决还遥遥无期。而这份报纸到底为什么会忽然宣布休刊呢?对此,《救亡情报》在报头做了一个小报花,内称:“本报现因经费及他种困难,无法继续刊行,决定暂时停刊,本期即为休刊号,诸希读者诸君亮鉴。此启。”所谓“经费”问题,怎么能令人确信呢?“他种困难”又是什么?只能慢慢去查找了。

    《救亡情报》的报头题字为马相伯,其中有很多他主张抗日的文章,此外,史良、章乃器、沙千里、陶行知、何香凝、沈钧儒等人在报纸上时时露面,这些人,都是“七君子”的当事人和核心人物。我猜想,《救亡情报》的休刊必定与“七君子事件”有密切关系。

    这一点,在日本左翼学者的著作中也能看到蛛丝马迹。1957年井上清、铃木正四等人合著《日本近代史》,这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准绳的历史著作,他在谈到1936年中国的局势时写道:“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的侵略,激怒了中国人民,全国沸腾起来,响应***号召建立了抗日救国会,1936年5月,组成了‘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而***政府对于抗日运动则加以无情的镇压,11月,逮捕了以救国联合会领导者为首的约数千名活动家。但运动更加扩大了。”(井上清、铃木正四等《日本近代史》,上午印书馆,1972)

    “数千名活动家”显然是左派们夸大其词的说法,但事件所指却是“七君子”无疑。1936年5月30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成立,6月7日见于《救亡情报》,6月14日《救亡情报》刊发庆祝辞,并对其详细报道,给予厚望。第五版、第六版又整版刊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章程”等。由此看来,《救亡情报》极可能是该救亡组织的一个舆论喉舌。(相关图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69d1c010166r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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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发行”的好处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2-10-09, 10:36

    七、八十年代甚至更近的年份里,出版物上写了“内部发行”字样的印刷品在今天看来不免可笑。因为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真正控制一本书的流通和辗转,除非它印量很小,阅后即焚。但这样的事情恐怕极其罕见。关于内部发行,我听过最不可思议的掌故来自于《***》。在信息及其闭塞的社会,这样的书不亚于今天的单身青年珍藏在电脑里的苍老师,撸管必备自不用说,严重的情状下还可能影响社会风气。国人一向视文化为猛兽,道统又是一贯的禁欲主义者,所以《***》这样的书并不是普通小民想看就能看到的,这当然是指无删节版本了。据说,土鳖党正果之后,某知名大社曾出版过一套全本的《***》,但并不通过正规渠道向全社会发行,而是向正职以上的教授和和省厅级干部特殊供给,且还要手持当局发放的购书券。这真是前古未有的怪事,当书籍和阅读都成了一种特权,可见这国家专制到了何等地步。不过,疑窦也多的是——把一部可以怡情的经典小说定向发给一些快要精绝气断的老爷爷们,这算怎样荒谬的想法呢?《***》固然***不堪,但“内部发行”的风声也未免太紧。多年之后,关于这个版本的《***》,市场上已经涨到了天价,我很想追问,当年那么神神秘秘,今日怎么还能流得出来?君不见,今天苍老师人家玩的是人体艺术,谁还看子乎者也咬文嚼字的全本《***》。
    恰好,《处置突发事件战例选编》就是这样一本“内部书籍”。它在封面上拼贴的几张照片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一看就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下面写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司令部”,翻开首扉上还有李连秀、张秀夫、范志伦、张海天等警界大佬的题字,几篇序言后的落款日期都停留在了“1989”。这个时间坐标在中国是个敏感词,就像我的高祖小时候不能用带有皇帝名字的字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字一样,心里都知道,嘴上却不能说出来。如果你非要逞能,那也要明白一个道理:在中国,处处是陷阱。

    武警部队成立于1982年,李刚为首任司令员。这本书集中编选了武警部队初创阶段参与处置的一些社会治安事件,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1989年,其中19起案例是暴力犯罪案件,多以震惊社会的抢劫杀人或报复性杀人追逃案为主;6起为处置聚众闹事案例,其中有著名的1985沈阳球迷事件,1988年河南雎县回汉民众纠纷事件;5起为参加抢险救灾案例,1988年“1.18”重庆空难、“1.24”昆沪列车颠覆事故也赫然在列。除了详细的处置过程披露之外,还刊登了十多幅处置暴力案件的作战地图,可谓周详备至。用编者的话来说,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各部队认真总结交流各种突发事件的经验,汲取教训,指导今后更好地参与处置突发事件”。

    但编者的想法果真如上述这般纯洁?在我看来,这本书与其说是供部队交流经验,还不如说是要恐吓老百姓。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介绍中,都不忘塑造武警官兵高大全的光辉形象,以及犯罪分子的极端残暴,这种叙述铺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理性的记叙,却在有意无意中增强了读者对犯罪分子极端残暴的印象以及对无所不能、无案不破的武警官兵的期待,说白了,这一切不过是在为主旋律服务,捏造也罢,塑造也罢,目的都是一样的。

    不过,还多亏了“内部发行”这把尚方宝剑,使得编者在书中畅所欲言,这直接导致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能披露出来的细节也全部展露在读者眼前,于是,字里行间,偶尔发现的细节令人颇为可观。

    其一是讲述1983年9月13日至18日江西广昌地区在围捕“二王”行动时,江西总队一名叫郑万寿的士兵居然因为心情过度紧张而连拉两次枪机,致使子弹跳出,罪犯王宗坊就从其眼皮底下溜走,再次合围时,一名叫陈闽的代理中队长向王射击,却因为子弹失效而三发未成。这样的失误,如果发生在今天围捕周克华的案例中,简直不堪想象,但在八十年代的这些案例中,却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在该书所列举的19起暴力案件中,有数起竟然都是因为退伍军人盗走军队枪支未还而造成的走火事件,从这些案件的起因和结果管窥,完全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军纪松弛的颓势。虽然在全书陈述的案例中,对于该类事件都进行了严厉的追查,但中国毕竟地大物博,此类事件日复一日地上演着。

    其二是在19起暴力案件中,有三宗被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大案,第一宗是发生于1983年12月的“倪小平反革命集团案”,根据案情披露,倪小平等数人盘踞于温州市十八家、古楼、仓桥等十二个革命窝点,建立了一个名为“民主幸福团”的反革命组织,杀害公安民警、武警执勤人员、以及抢劫银行,并随时准备偷渡投敌。第二宗同样是在1983年12月(这两宗案件几乎在该年同一天发生),担负南昌市委警卫任务的江西省总队南昌市支队9中队战士郭林元、黄昭贵等伙同几个闲散人员,用刀将门卫哨兵胡大兰杀死,并刺伤干部付同天,抢走中队武器库内“五四”式手枪5支,冲锋枪4支,子弹2717发,最后盗乘一辆市委的黑色上海轿车逃逸。这是一桩惊天大案,几名亡命之徒一路狂奔,逃至浙江衢州,最后被合围在距离衢州市17公里的一个名为沟溪口的村子里,4名罪犯躲进一间食品店依据有利地势,和警方展开了对峙。戏剧的是,警方为了尽快破案,最后竟然动用了八二式迫击炮,两发炮弹之后,又用两挺“五三式”重机枪激射30秒,方才将所有罪犯击毙。用这样的火力对付四名群途末路的罪犯,俨然就像在打仗。换了今天,不知道人们该作何感慨。但是究竟四名歹徒为何杀害卫兵,好端端的战士又因何走上犯罪道路,因为所有人员被当场击毙而无从得知,而“反革命”的帽子还是牢牢地扣在了头上。其三是1986年10月在福建塘屿岛破获的一起“反革命案”,塘屿岛距离台湾占据的白犬列岛仅22.7海里,经过国安的侦查,该岛上有一名叫陈流明的***特务长期活动,妄图帮助“蒋家王朝”光复大陆,在这种情况下,福建国安会同武警及公安部门精心部署,展开了一场登岛围捕战役。最终缴获微型电台1部,海外通联地址及委任状等,同时也查清了陈流明的底细,他原本就是塘屿岛人,1983年偷渡到台湾,参加了台湾的2726大陆工作站组织,此后一直从事间谍工作。

    其三,编者在叙述一些案例时使用的措辞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比如将警匪对峙中常见的“心理谈判”称之为“政策攻心”,将企事业单位门前的保安称之为“经济民警”,将在政府门前示威抗议的民众称之为“农工”,种种措辞,几乎令人啼笑皆非,不知道是作者不够专业,还是时代特征果然如此,怎么听,怎么看,都觉得异常别扭。

    除此之外,该书记述的细节中还有:某局长乔装打扮用气功制服歹徒;新疆克孜勒苏州的一次追捕行动中居然在不明人质生死的情况下对罪犯使用了手榴弹,事后发现人质侥幸生还;邵武地区的一次行动中起获罪犯的一批物品,其中有《孙子兵法》等大量谋略书籍以及“中华民国复兴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先遣军《告全国同胞书》”,还有该罪犯计划的1986年到1991年的“反革命行动纲领”,其中包括谋杀一批政法人员、抢劫枪支及银行并劫机奔赴台湾的周密计划。如今听来,这些真实的事件,就像某些大片的桥段一样。三十年前,他们一一能被写进书中,而今,公众哪怕要求官方公布一个末胥小吏的工资都难于上青天,何谈其他。

    最为可观的内容并不是上面这些,而是有关1988年3月份拉萨骚乱和1986年12月上海大学生冲击上海市委的细节披露,二十年间最为重要的两个政客与这两起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鉴于事件的敏感,在此不再详述。有兴趣的朋友,找找该书去看吧。

    无论如何,这一切应归功与“内部发行”的好处,倘若对外流通,绝对要语焉不详了。再退一步,如果同样的事情置于今天的环境里,其中的某些细节,即使是轮廓,又怎么能去一一说开。(全文完,图片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69d1c01016hn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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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氏影宋钞:新风楼藏明代汲古斋《九僧诗》

    帖子 由 云从龙 于 2013-02-28, 13:37

    在藏书史上,《宋九僧诗》是一个著名公案。今人多以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宜秋馆李之鼎刻本”称道。在这一刻本后面,附有四篇跋文,第一篇为明代汲古阁传人毛扆所作;第二篇无署名;第三篇为清代藏书家余萧客书最后一篇是李之鼎跋文。这四篇跋文,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梳理了有关《宋九僧诗》的各种版本流转。

    的底本:陈起节本

    毛扆跋作于“康熙壬辰三月望日”即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写道:“欧公当日以九僧诗不传为叹,扆后公六百余年,得宋本弆而读之,一幸也;较之晁、陈二氏皆多诗二十余首,二幸也;此本但有僧名,而不着所产,又从周辉《清波杂志》各得其地名,三幸也。”

    此处的“欧公”,便是欧阳修。他曾在《六一诗话》中记载:“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这被后人普遍认为是关于《九僧诗》最著名的记载。

    晁、陈二氏”,乃是南宋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和北宋的陈充。晁公武所著的《郡斋读书志》云:“《九僧诗集》一卷,右皇朝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也。陈充为序。凡一百十篇。”《宋史·艺文志》著录有《九僧诗集》一卷,署名编者正是陈充。陈为北宋雍熙时的进士,益州(今四川)人,《全宋文》收其文四篇事迹见《宋史》

    毛扆(1640 - 1713),江苏常熟人,字斧季,世称毛斧季。他是汲古阁建立者明代著名藏书家毛晋的第五子,其与毛晋所独创的影宋抄录法,广受士林推崇,被称为“毛本”。

    所得到的《宋九僧诗》底本共一百三十四首,他又从“《瀛奎律髓》得宇昭《晓发山居》一首,并为增入”,这样,毛的这本九僧诗就增至一百三十五首。同时,他又根据《清波杂志》上所记载的地名,在九僧名字前面加上了“地里”。至此,后世所看到的“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江东宁昭、峨眉怀古、淮南惠崇”说法,便出于毛氏之手。

    不过,藏书家余萧客对此却并不认同,他在跋中写道:“笫汲古佳钞,以谨守宋椠之旧推重士林,而此本据《清波杂志》,九僧各冠地里,又以《瀛奎律髓》一篇添入宇昭之下,则与宋本稍齟齬矣。今谓清波一条既载跋后,则卷首地里自当删去;而瀛奎一篇宜列毛公跋后附入。今跋以还宋本旧观……”按照余萧客的说法,汲古主人既然好古,就应该尊重旧本,而不是再忝列一首,所以有“稍龌龊”之嫌。

    那么,毛所得到的《宋九僧诗》底本为何呢?是否就是《宋史》和《郡斋读书志》中所明确记载的《九僧诗集》?按照毛的说法,他的宋本比原来的《九僧诗集》要多出二十多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九僧诗有一百一十首,陈直斋《书录解题》则云一百零七首,而所得竟为一百三十四首。这似乎又在提醒我们,毛扆所得之书,并非真正的《宋九僧诗集》

    又说:“但陈直斋所云景德初直昭文馆陈充序,目之曰琢玉工,以对姚合射雕手者,此本无之,诚欠事也。方虚谷谓:司马温公得之以传世,则此书赖大贤而表章之,岂非千古幸事哉。清波杂志又谓,序引惠崇到长安诗: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此亦无之。”,在这里,连毛也怀疑自己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宋本,理由有两点:其一是陈充本中注明了“雕手者”的名字,但他这本没有;其二是根据《清波杂志》记载,陈序中引用了惠崇“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的诗句,他的本子上同样没有。

    此外,毛还记有“司马温公得之以传世”的句子。欧阳修曾在《六一诗话》中说“其集已亡”,那么,司马光又是从何处得到的呢?对此,毛在跋文之后特意又加了两条“补遗”,其中便有:“元丰元年秋,余游万安山玉泉寺,於进士闵文如舍得之,直昭文馆陈充集而序之。”《六一诗话》成于欧阳修退居汝阴时期,相去元丰元年并不是很远,若司马光自闵文如处果真得到此书,实在是千古大幸。

    诸多疑点,似乎都说明,毛手里的那个版本,并非真正的《宋九僧诗》。

    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在第二篇佚名跋中,作者云:“宋高僧诗前后二集,钱塘陈起编。予按:前集即六一诗话所谓九僧诗也。”又云:“九僧诗极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馆张充所著序,引惠崇“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载,疑为节本。或即此本是也?今充序亦不载。”作者认为,毛所藏版本,是南宋陈起结合陈冲本所编的“节本”。“节本”分两部分,陈本是其中之一。那么为何要编辑节本呢?作者推测,可能是因为九僧作品有模仿大历十才子的迹象,所以后世在编纂中,有意做了增删。

    此外,毛跋文中还有“扆后公六百余年之句,按照时间估算,毛扆的跋文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其时距陈充辑录《九僧诗》的景德年间已有七两相对照,毛扆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南宋的陈起节本。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段跋文中,有明显的错误。其一为“景德五年”,实际上宋真宗景德年号只有四年,所谓“景德五年”,极有可能是“大中祥符元年”;其二,“直史馆张充所著序”,所谓“张充”,恐是“陈充”笔误;其三,陈充并未担任“直史馆一职。查《宋史·钱若水传》淳化初年,寇准曾推荐钱若水、陈充等五人,“召试翰林,若水最优,擢秘书丞、直史馆。”可见,担任“直史文馆”的并非陈充,而是钱若水。陈充所任真正的职位为“直昭文馆”,《宋史·陈充传》载:“入为太常博士、直昭文馆,迁工部、刑部员外郎。久病告满,除籍……”



    李之鼎:家藏明钞

    第三篇中跋的作者余萧客为乾隆时期苏州著名的经学家和藏书家,其跋文中“乙未冬初,假滋兰堂本录出毕记之”说法。“乙未”,当为乾隆四十年(1775)。滋兰堂为乾隆时吴县(今苏州)藏书家朱奂的藏书楼。六十余年之后,毛所藏得陈起本辗转到了朱手中。

    最后一篇跋文是为李之鼎所作,李跋称:“此本乃家藏明钞,征、贞字皆阙笔,实本宋刊之旧。又以某氏所刊别本及丁君仲祜活字本互相雠校,丁本差善,某氏所刊尚未校定,版已毁失。其本似非出毛氏。丁本于毛斧季识语亦小有讹夺,然与此本均毛氏所出,可无疑义。”

    李的跋文作于“庚申季冬月”,即民国九年(1920)冬天他说,他手中的《宋九僧诗》版本乃“家藏明钞”,但是,此处的“家藏明钞”是否真实可信呢?如何能证明他的底本就是汲古斋的钞本?

    与此同时,李之鼎还有“某氏所刊别本”和“丁君仲祜活字本”。“丁君仲祜活字本”即为丁福保本。丁福保(1874 - 1952),字仲祜,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编纂家,先后编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佛学大辞典》等有影响的著作。

    从上述四篇跋中,我们大概能看到《宋九僧诗》版本流转的轨迹:

    北宋雍熙年间(984—987)进士陈充(944-1013)撰《宋九僧诗》,凡一百十篇。约六十多年之后,欧阳修(1007-1072)晚年退居汝阴,撰《六一诗话》,首次提及《宋九僧诗》,略记“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等句,未提及陈冲,称“其集已亡”。元丰元年(1078年)秋天,司马光(1019-1086)优游洛阳万安山玉泉寺时,发现了一本《宋九僧诗》,其上有陈充集序。按照后来毛的说法,这本上面应有“姚合射雕手者”及序中惠崇诗“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等字样。数十年后,南宋晁公武(1105-1180)辑《郡斋读书志》,收录陈充所《宋九僧诗》一百十首。差不多同一时期,钱塘书商陈起刻录《宋九僧诗》行世。后世认为,这个本子结合了陈充的版本,但又做了适当增删,比如去掉了序中所引的惠崇诗句。六百年多后,汲古斋主毛晋之子毛16401713)得之,凡一百三十四首,又根据《瀛奎律髓》得到宇昭《晓发山居》诗一首,并为增入,共一百三十五首,这构成了后来李之鼎所谓的“家藏明钞”。六十余年之后,苏州吴县藏书家余萧客( 1732—1778)从李奂手中借出“毛本”,抄录一过。最终,江西藏书家李之鼎(1864—1926)在结合以上版本的基础上,刊刻了宜秋馆本的《宋九僧诗》,李之鼎引以自豪的是,他的底本乃“家藏明钞”,同时,他手上还有“某氏所刊别本”和“丁君仲祜活字本”,欣喜之状,溢于言表。

    这是笔者所爬梳的“宜秋馆刻本《宋九僧诗》”版本流转情况,恐有讹误,还请方家悉心斧正,圆满其说。

    当然,《宋九僧诗》除了上述版本之外,在有清一代和民国时期,还有其他版本行世。如近人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和《藏园群书经眼录》等著作中就有详细记载“《九僧诗》世无刻本,其流传于世皆自毛斧季影宋本,顾汲古未尝刻此书,至道光丙申,石涿堂太史乃序而刻之,据云亦假周香岩所藏毛抄录出者。近又有人取毛抄重刻之,此二本余皆有,独金陵刻经处本未之见尔。……今观声伯同年写本,言依郁华阁所藏移录,盖亦源于毛本。”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李之鼎所谓“家藏明钞”其底本为何?



    新风楼:汲古斋原钞

    日前,笔者在江西民间最大的藏书楼——新风楼偶然看到一本题为《九僧诗:明汲古阁钞本》(以下称“毛钞”)的手抄本,极为惊奇。据此推断,此书或与李之鼎的宜秋馆有些许关系。

    新风楼是现今江西民间最具影响力的一座藏书楼,由江西著名藏书家王咨(1914-2001)创建。1955年,他在南昌市西湖区系马桩附近购得一栋房屋,从此搜罗典籍,列藏其中,这便是新风楼。

    该藏本的最后有一篇王咨臣所做的跋,全文如下:

    右九僧诗一卷,乃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淮南惠崇、江东宇昭、峨眉怀古之所作者,都凡百三十有五首。欧阳修《六一诗话》尝评论及之,以诗多散佚为叹。降及明季,流传益少。汲古阁主人毛子晋乃以罗纹纸精钞一过,旧藏扬州琅仙馆,后为广东巡抚、河道总督许仙屏(振)万卷楼所得。岁壬寅冬月,仙屏次孙汪度出以示余,余读而好之,乃以重金购归。诗中多有关江西事,如金华保暹有《寄洪州新建知县张康》、天台行肇《送文兆归庐山》、《青城惟凤与天台行肇师宿庐山贤寺》,诸诗皆江西文献也。世有采风者,将亟起而录之,乙未上巳新建王迪诹(咨臣)于江城新风楼。”

    在这篇跋中,王咨臣基本交代清楚了他购买这本书的因果以及在此之前的流转情况,“汲古阁主人毛子晋乃以罗纹纸精钞一过,旧藏扬州琅嬛仙馆,后为广东巡抚、河道总督许仙屏(振袆)万卷楼所得。”这是藏书跋中最为值得关注的信息。

    前文所述,所藏乃是南宋陈起的刻本,加上增入的一首诗,共一百三十五首,与“毛钞”相同;其次,“毛钞”中没有陈充所作的序,开篇即正文,这一点与毛藏本颇为相似。那么,这一本会不会是毛氏在得书之后自己所写的一个刻本呢?这仅仅是一个怀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王咨臣在跋中所说的“汲古阁主人毛子晋乃以罗纹纸精钞一过”应不准确,因为果真是这样的话,晚年的毛怎么可能不知道这回事?

    此外,跋中又提及了琅嬛仙馆、许仙屏及万卷楼。许仙屏(?-1899),江西奉新人名振袆,同治进士。曾任陕西学政、河南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东河河道总督、广东巡抚等职。后在奉新筑“万卷楼”,为江西著名藏书楼之一。鼎革之后,许氏遭到政治冲击,家中所藏陆续散出,这本《九僧诗:明汲古阁钞本》即为其中之一。

    琅嬛仙馆为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目录学家阮元(17641849)的数座藏书楼之一,这一点在王藏版本中留下的几枚藏书印中也得到了印证。

    该书一共九枚藏书印。其中五枚为王咨臣铃章,分别为“云峰后人”、“王氏迪诹”、“新建王氏迪诹咨臣鉴藏”、“咨臣”、“新风楼”,如果算上跋后的两处落款(“王氏迪诹”和“千简斋”),王的印铃共有七枚。其中“云峰后人”乃是王咨臣晚号,江西王姓始迁祖为王景肃,他的第三个儿子名为王季友,号云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王季友是以“初试第三,复试第一”的成绩高中状元,是江西省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状元;“千简斋”则是王咨臣在新风楼的书房名。

    其他四枚藏书印为“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宋本”、“汲古主人”、“毛氏子晋”。在这四枚铃章中,最为令人惊奇的是“宋本”和“毛氏子晋”。如果说毛当年所藏《宋九僧诗》为南宋陈起刻本,那么此处的“宋本”又是何指呢?此宋本是否与毛的为同一本书?而“毛氏子晋”则更为玄乎。

    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毛在得到陈起本之后,校订增补一过,依照宋椠,雇佣高手影钞,始得此本。其上“宋本”铃章意在说明该本出处,而“汲古主人、“毛氏子晋”并不代表此书出于毛晋之手,只是“毛钞”的标记。

    至于这本“毛钞”又是怎么辗转藏于阮氏琅嬛仙馆的,这些问题,恐怕得再行求证了。倘若琅嬛仙馆确实经手过此书,那么上述有关《九僧诗》版本的爬梳流转又要添上一笔。

    最后,再说说李之鼎,李称其“家藏明钞”,视为珍宝,那么,他的这本“明钞”是否和“毛钞”有过一脉之缘呢。笔者以为有此可能。在江西藏书史上,李之鼎、许仙屏,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家,且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不排除李、许二家就此书做过交流。

    李之鼎依照“家藏明钞”于民国九年刻成世称“宜秋馆本”的《宋九僧诗》,他的“明钞”到底为何,恐怕只有“毛钞”与“宜秋馆本”见面之后才能揭晓。

    需要指出的是,在王咨臣的跋文中,所谓“岁壬寅冬月,仙屏次孙汪度出以示余,……乙未上巳新建王迪诹(咨臣)于江城新风楼。”两处时间记载,显然有误。王咨臣生生于1914年,由此推断“岁壬寅”应为1962年,“乙未上巳”应为1955年农历三月初三,很明显,藏家不可能先写跋后得书。那么,这本书究竟是何时被王咨臣得到的呢?根据王令策的回忆,其父得到这本书,年份大致在1955-1956年间。

    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宋九僧诗》新风楼藏本,或许是当世极为罕见汲古斋毛氏原钞本,其品相之完美,做工之考究,令人惊叹。揭开它与宜秋馆等藏本的南因絮果,无疑将对《宋九僧诗》的版本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王咨臣当年花巨金搜罗的这本奇书在藏书史上的价值,也将被重估。

    本文得到了宜秋馆《宋九僧诗》刻本藏家“濠上草”君的倾情帮助,特此感谢。图片系由本文作者制作,未经同意,请勿转载。详尽见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69d1c01019q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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